伏尔泰和他的“孔子伦理剧”.docVIP

伏尔泰和他的“孔子伦理剧” 　　 　　去年１０月，在法国文化年开幕之际，法国总统希拉克来到成都，无论是参观杜甫草堂的流连忘返，还是品味川菜佳肴的新鲜美味，都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希拉克的成都之行便成为活动之初的一大亮点。其实，中国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早在１８世纪就很深远了。 　　１８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它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这就是著名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而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则是伏尔泰（１６９４－１７７８）。他的思想对１８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后来的人曾这样说：１８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 　　１７５５年，巴黎的一座剧院里上演了一部别出心裁的歌剧《中国孤儿》。这是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的。 　　元杂剧《赵氏孤儿》无疑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代表作之一。该剧描写春秋时期晋国朝廷内外忠与奸的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围绕赵氏孤儿而展开的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奸臣屠岸贾得到昏君的支持，气焰嚣张，疯狂地迫害忠臣赵盾，致使其被满门抄斩，只有刚出生的赵氏孤儿被草泽医生程婴暗中救出，而屠岸贾穷追不舍，公孙杵臼、韩厥等人为了救出孤儿先后献出生命，最后程婴将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幼子代替孤儿交给屠岸贾杀掉，才算保住了孤儿。程婴因此受到国人的辱骂和轻视，但却得到了屠岸贾的信任，他便借机让孤儿认屠为义父，巧妙地在屠的强大势力庇护下将孤儿抚养成人，最后由孤儿亲手杀了仇敌，为赵家复仇。剧中揭露了以屠岸贾为代表的黑暗势力的凶狠残暴的罪恶行径，同时歌颂了以程婴等人为代表的一系列舍死忘生、慷慨悲壮、忍辱负重的品格崇高的悲剧人物形象。 　　１６９８年，法国教士马若瑟来华传教，他精通汉语，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史百家并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致久居中国达４０年之久。１７３１年，他在广州把《赵氏孤儿》译成了法文，托人带回巴黎；１７３５年，耶稣会的杜赫德神父将它发表在自己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也译作《中国通志》）上。在翻译中，马若瑟只保留了基本情节的框架而把唱词全部删去，他认为，元杂剧的唱词对欧洲人来说很难听懂，因为这些词曲中的内容和意蕴是他们所无法把握的语言形象。因而传入欧洲的实际上只是一个话剧式的故事结构。 　　伏尔泰正是读了马若瑟的译文后萌生创作《中国孤儿》之念的。在此之前，另一位思想家卢梭曾在著作《论科学与艺术》一书中，将中国视为一个“受文明腐蚀的国家”，其子民没能因科学而净化心灵和勇于为国捐躯，反而成了甘于忍受鞑靼人野蛮蹂躏的“奴才”。针对卢梭对中国的偏见，伏尔泰创作了这部中国题材的戏剧。 　　《中国孤儿》的剧情大致是这样的：成吉思汗攻陷燕京，下令搜查王室遗孤，前朝旧臣张惕把遗孤藏至皇陵，然后献出自己的儿子顶替遗孤，张妻伊达梅不忍心自己的亲生骨肉被杀，入宫去见成吉思汗，说出真情，自己情愿代遗孤去死，而成吉思汗早年流落燕京时，曾向伊达梅求过爱，多年之后，旧情难忘，因此提出条件，只要伊达梅离开张惕嫁给他，一切都可赦免。而伊达梅宁死不从，二人双双被绑赴刑场，面对死亡，夫妻相勉，伊达梅甚至要求丈夫先杀死自己！成吉思汗被这一壮烈场面感动了，于是赦免了三人，并允许张惕夫妇抚养孤儿。 　　《中国孤儿》于１７５５年在巴黎国家剧院公演，盛况空前。伏尔泰要求布景、服装、道具等一切都是中国化的，当时著名演员克莱容扮演伊达梅，亨利?路易?凯恩扮演成吉思汗，身着西方人制作的中国服装，演出东方的这出悲壮动人的戏剧，轰动了巴黎。 　　伏尔泰在这部戏中，特意将发生在公元前７世纪春秋时代的故事移至１２１５年蒙古人攻克北京之后的成吉思汗时代，特意描述中国朝臣张惕及其妻伊达梅以牺牲自己亲生孩子挽救“中国孤儿”的超凡勇气，强调暴君成吉思汗也不能不为之所动，蒙古征服者最终被受征服民族的文化所征服，从而显示了理性的胜利。而启蒙主义的主要思想主张，就是开启智慧，崇尚理性。通过教育和宣传，把人们从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教会散布的迷信和偏见，从而为争取自由和平等去斗争。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评道：“中国是个不信神的，民风淳朴的古老国家。伏尔泰关注这种和平的文明。他颂赞纯人文的美德、忠诚、牺牲精神和对人类理想经久不衰的眷恋。归根结蒂，《中国孤儿》申明了一种生活哲理。” 　　读过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人都知道，他一向倡导宽仁，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奉为至理，在小说《查狄格》的“晚宴”一章里描述主人公在阿拉伯湾巴尔索拉（即今天的伊拉克巴士拉）同印度人、中国人、希腊人、迦勒底人和塞尔特人聚会时的心态。其间，中国人以谦逊的姿态表示对各国来者的尊重，强调“天理”胜于一切，得到那位巴比伦人查狄格的认同。伏尔泰认为，众人之中，“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并将中国人推崇的“理”解释为“自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