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双面相.docVIP

伏尔泰的双面相 　　“17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可以说伏尔泰以自己的思想、行为和著述诠释着其中的真谛。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理性主义的旗手，伏尔泰是通才，也是杂家。因《哲学通信》孕育的深邃思想享有哲学家的美誉；因《老实人》、《亨利亚德》等不朽名篇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家；因《路易十四时代》、《历史哲学》和《风俗论》等历史名著而成为历史学家。三重身份的一体化，可以让我们深深体会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有机联系，正是这种天才的智慧赋予了他作为18世纪代言人的角色。通常来说，世人一般较为熟悉他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面孔――“思想之王”和“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而对其历史学家的肖像――“近代史学的先驱”和“文化史之父”，则相对陌生。 　　伏尔泰思维敏捷、才华过人、著作等身，但生活在法国封建专制急剧强化的时期，崇尚自由的他自然生不逢时，注定了命运的多灾多难。事实证明他确实走过了复杂而曲折的一生：颠沛流离、悲欢离合，两次被驱逐，两度入狱，寄寓海外，成功的喜悦与失败的痛苦、与情人同居时的浪漫和失去情人时的阵痛……个中滋味，他都曾品尝。这些决定了他在用历史撰述阐释自己哲学理念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历史撰述的风格、原则与形式，以致在对历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探讨方面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伏尔泰1694年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法律公证人，希望他成为法官以继承自己的事业。然而天生的叛逆性格使其对文学发生了强烈兴趣，他7岁时对母亲的去世了然无知，不过他忠诚于自己的精神导师――自由主义者和享乐主义的推崇者夏多纳。这位教父后来把他托付给曾经的高级妓女朗克罗斯，根据其遗嘱，伏尔泰获得了1000里弗尔的遗产。 　　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腓力二世摄政时期，国内的政治气氛略有缓和，伏尔泰成为了当时知识界的杰出代表，他极尽自己的讽刺之能事，结果被官方第一次逐出巴黎。期满回到巴黎后，又因自己的讽刺诗被关入巴士底狱。1718年出狱后，相继创造了《俄狄浦斯王》和《亨利亚德》等文学佳作而名声大噪，甚至受到了国王的礼遇。但好景不长，很快因为诗作和罗昂骑士的争论，再次锒铛入狱，期间其父离开了人世。接二连三的打击，伏尔泰的境遇犹如从天堂坠入地狱。 　　第二次出狱后，伏尔泰深感自己在专制的法国无容身之地，怀着对已经发生革命的英国的向往，他负笈英伦三岛。在这里，他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接触到了大量启蒙思想的先驱，认识了蒲柏、贝克莱和牛顿等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在漂泊英伦的三年中，伏尔泰颇有斩获。1728年回到巴黎，他决心把英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哲学理念传达给法国的国民，于是撰成《哲学通信》，并于1734年秘密出版。此书被誉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出版后此书被公开焚毁，他本人亦遭到官方的通缉。为了逃避杀身之祸，他只身来到了法国东北的西雷，夏特莱侯爵夫人收留了他，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15年的同居生活。在优越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下，他开始撰写其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 　　即使他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后，也因无法受宠于普鲁士国王，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郁郁不得志。1749年夏特莱夫人死于分娩，伏尔泰不仅失去了生活的庇护，而且承担了极大的精神痛苦。长期的居无定所使其精疲力竭，最终他定居于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在此，他与欧洲同仁保持联系，创作能量得到极大的释放，他大力鞭笞和揭露旧制度的黑暗，收容宗教难民，伸张社会正义，宣扬天赋人权，倡导宗教宽容，启蒙的哲学理念日趋系统化。上面已经提及的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于此期间杀青，而付梓出版。这一切使得费尔奈庄园成为当时欧洲思想和舆论的中心，伏尔泰也被人尊称为“费尔奈教长”。 　　1778年2月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巴黎，受到巴黎市民的热情接待，妇女们将他皮衣上的毛作为圣物加以保存，甚至女王也出席了他的剧本《伊雷娜》的演出。如此这般的礼遇，伏尔泰恍惚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令他万分激动。这加剧了他的尿毒症，三个月之后，他在荣誉和光环之中笑着离开了人世。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的遗骸被葬入名人公墓，他的著作和思想更是誉满全球，成为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为后世提供了无穷的精神资源。这也算是对他坎坷一生的补偿，是对其在天之灵的告慰。 　　这便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伏尔泰传奇般的一生，其间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足以让人回味，不过更值得后世景仰的是他的历史著述，是它们蕴含的丰富历史思想和彰显的历史编纂的新法则。他的历史著作甚多，如《查理十二》、《路易十四时代》、《彼得大帝传》、《历史哲学》和《风俗论》等，不过以《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最见功力，不仅写人叙事，而且体现了时代的气息，蕴藏了无数近代史学的因子。纵观这些著作，我们可以窥探伏尔泰的史学精髓。 　　第一，伏尔泰理性的哲学观念深深塑造了他的历史观，倘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