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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笔下的辛亥革命 　　在传教士看来，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中国来说，革命一次性彻底完成破坏的工作，不管转变怎样跌跌撞撞，不管有怎样的失误，不管各地的进步是怎样不确定，甚至一段时间可能会倒退、反复，确信无疑的是中国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情形了。传教士更侧重的是中国革命对世界的影响。 　　 　　传教士是近代来华外国人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最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通过传教、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深深地卷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之中。传教士对辛亥革命的关注不仅体现在日记、书信、教会刊物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相对日记或书信中的记录，是经过思考和分析的产物，是传教士群体作为他者的身份对辛亥革命观察和认识的集中体现，对我们今天研究辛亥革命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本文是以美国长老会差会秘书布朗（Arthur J.Brown）的《中国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1912）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同时期其他传教士的著作为辅，探讨传教士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思考。布朗于1856年12月3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1883年被立为长老会牧师，1895年开始担任长老会差会部秘书。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反馈回美国的信息都在布朗这里汇总。这使布朗能够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各宣教地的变化。1901到1902年，布朗到访了中国和远东，1903年出版了《菲律宾的新时代》。1904年布朗的《古老中国的新力量》得以出版，论述西方商业、政治、宗教三种力量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变化。而他1912年《中国革命》一书出版后，成了西方人了解中国革命必备的参考书，对于任何想了解中国革命的人来说，没有哪一本书能够像这本书一样提供简明、及时的记录。 　　布朗虽非在华传教士，但他作为差会秘书，掌握着比任何传教士更丰富的信息资源，能够代表很多传教士的观点。在《中国革命》中，布朗对革命活动的细节描述不多，因为他毕竟不是亲历者，但布朗认为：要理解这场运动，仅按时间将重要的事件述说出来，像报纸的报道是不够的，而是要考虑中国人民的特性、促使当前剧变的因素、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 　　布朗的一贯思想是平等地看待中国人，从《古老中国的新力量》一直延续到《中国革命》中。他指出：我们需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谨记中国人不仅是人，而且是我们的兄弟，和我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样式而造。在这一思想下，布朗对列强在经济、政治上对中国的侵略毫不讳言，对鸦片贸易、各国对中国战争、义和团后联军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批评。在这一点上，卜舫济（F.L.Hawks Pott）在《中国的危机》中的叙述基调与布朗最为一致，他也强调，“将中西交往中所有的误解和冲突归因于骄傲、无知的东方是不公平的，其中更是充斥着强者对弱者的侵略”。传教士更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更为了解，因了解而同情和尊重。革命期间来华游历的一位法国学者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传教士对中国有更广博的知识，是影响他们看待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传教士大多对中国持同情态度，但像布朗这样因此而遭到批评的并不多见。《中国革命》出版后，窦乐安（J. Darroch）就认为，布朗太过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已不仅仅是公正，……在中国正值民族觉醒的时候，会导致中西之间怀疑和不信任的加剧。布朗花了很多的篇幅来分析中国人的特性，他认为中国人虽有很多缺点，但是也有很多好的品质，与西方人不同是由于习俗和环境的结果。布朗对中国人特性的分析是要证明，中国人并非保守和停滞的，一样会因世界各种力量的影响而改变。布朗还指出近代西方人总是称赞日本人，嘲弄中国人，但他认为中国人兼具了日本人的智慧和德国人的坚持，兼具了龟兔赛跑寓言中龟、兔的特质；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只是缺乏引导的力量。 　　布朗对革命爆发的因素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分析集中体现将中国革命放入世界的大背景中来考察的思想。布朗惊叹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结果以惊人的速度来临，证明了清王朝统治基础的腐朽和民众的尊严及有秩序。从来没有一场革命在这么广阔的区域，这么快这么平和地完成。”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样一场令人震惊的革命呢？布朗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分析。布朗认为铁路国有化、上下争权和自然灾害加强了民众的不安，政府受到指责等不过是革命发生的偶然因素。反满是布朗强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布朗认为满人中也有出色的人，但作为一个阶层是狭隘的、腐朽的、极端保守的，没有从近代的屈辱中学到教训，反而更加自大，施行高压政策，是注定不会长久的。慈禧太后去世后，满人的权力开始衰败。摄政王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控制形势。在布朗看来，上文所述的偶然因素和反满都不是中国革命爆发最根本的原因。他像所有的传教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