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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史料的“社会记忆”研究 　　古老的历史学受到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制约,现实的因素如政治、文化、经济等更在专业学者的研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虽然不同的背景会使历史学家的研究产生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愈演愈烈的今天,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密切交流迫切要求历史研究者通过努力来弥补文化差异,加强各自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且能够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的跨文明对话。 　　《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德]哈拉尔德#8226;韦尔策编,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完成的作品,旨在通过记忆这一人类所共有的意识来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了解与沟通。本书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德国学者共同努力完成的《历史的观念译丛》的其中一部,集合了欧美优秀的历史学、文学、心理学、传播学、电影学、社会学、医学等专家学者的论文,从多学科综合的角度对“社会记忆”这一课题进行了详尽而精辟的阐释。“集体记忆”概念的重要奠基人是法国的社会理论家莫里斯#8226;哈布瓦赫,他在其论著《记忆的社会环境》和《论集体记忆》中讨论了社会是如何保存记忆的,并且论证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是紧密联系的。这具体表现在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即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分别表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而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实的信仰、兴趣和愿望构成。中国近年来也开始了对“社会记忆”的研究工作,如李伯聪先生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记忆的特征并提到了社会记忆,王明珂先生认为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而应当被加以利用,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中也强调思想的连续性,对历史记忆的发掘需要主流思想和边缘学术二者的结合。另外,档案学家也认为档案整理也是保存社会记忆的一种工作,在以政治史为主导的传统史学之外,增加了对民间普通人思想和生活的关注,体现了当今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社会记忆的重要性和研究价值。 　　《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历史与回忆”、“建构过去”、“社会回忆与回忆集体”,每部分3篇文章,总共15篇。在“历史与回忆”中,首先向读者介绍了“回忆”这种意识形式,并讨论了回忆是否可以作为历史而被人们所重视的问题。弗里曼表明传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个体身上产生作用,其本身就是通过这些方式而成为回忆的一部分的。扬提出了集体记忆与历史研究之间的灰色地带如何得以弥补的问题,说明现在缺少这样一种历史叙述,即把史学家的声音和幸存者的回忆兼收并蓄。扬#8226;阿斯曼针对古代东方社会提出了“历史和反历史的发生器”的概念,即古代东方以各种文学塑造和文字记载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过去和当前的事件这样一种沟通过去的需求。古埃及是以礼仪仪式和周而复始的轮回为主导的社会,从而产生出各种形式、制度和机构充当进行回忆和沟通历史的场所,比如坟墓;但在美索不达米亚却相反,诸神通过奖励和惩罚来干预历史,国王铭文记述整个统治时期的宏观情况,将眼光扩展到未来和后世。阿莱达#8226;阿斯曼和科赫强调媒体对构建历史意识的重要作用,前者认为拥有各种媒介的种种艺术的更新创造,有利于保持回忆的真实性;后者强调了图片在传承过去时具有文字没有的特性。这部分解读了历史与回忆的区别和联系,将回忆本身从平常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到理论的高度,揭示了社会记忆的形成过程。在哈布瓦赫的基础上,更加细化了“集体记忆”的内容,提出了“文化记忆”和“沟通记忆”的概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建构过去”中,作者们从不同领域、不同事件对人们的集体回忆做出了各自的解释。开普勒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媒体中,还是人们的交往沟通这种媒体最为关键,其中以家庭成员之间的谈话作为研究的“百宝囊”而加以重视。韦尔策提出家庭记忆是一种集体实践,家庭成员们在谈话中共同制作了过去,并且采访员在访问时也参与到了制作过去的过程中。温伯格从美国中学历史教学的现实情况出发,考察不同年代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理解,得出集体记忆反映当今社会状况的结论。塞沙斯同样也是从学校里的历史教学入手,说明建构过去可以包含有多种媒介方式,也可以就对同一段历史为学生提供多种解读方式。马尔科维奇从神经学的角度,就新近在精神创伤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对记忆进行了解释。这部分关注于日常生活中“制作历史”(doing history)的实践活动,把历史与过去的相互作用关系作为主要论述方向,并且兼顾了自身所处的历史位置。 　　在第三部分“社会回忆与回忆集体”中,将视野完全放到了现实世界中,借“回忆”来阐释当今社会中存在的现象。吕森分析了三代人包括战争和重建家园的一代、战后第一代和第二代对纳粹大屠杀的不同认识,详细剖析了纳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在德国民族记忆中的深刻影响。亚霍达就西方人心目中“他人”的历史形象进行了描述,一方面为读者展现了这一形象的历史沿革,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