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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内形外之谓美 　　摘要：汉画像、汉俑是中国传统艺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代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社会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一者是二度空间的平面造型；另一者为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虽二者的造型方式绝然不同，但外形整体，以“势”充内却是二者共同追求的审美效应，是中国造型艺术中对“神韵”的探索和“写意精神”的新发展。 　　关键词：外形；内势；汉画像；汉俑；造型 　　 　　汉画像、汉俑是中国造型艺术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汉代特有的艺术类型，是汉代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社会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其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族性特点和中国式造型传统，即注重外形的整体、大气，追求内势（气韵）的生动、传神。 　　汉画像包括汉画像砖和汉画像石。画像石即刻在石头上的绘画，多见于墓壁，或墓门、柱、梁等石质建筑构件上，以及石享祠、石网、崖墓、石棺等。画像砖是模印或捺印有图像的砖，一般都是用以砌筑墓室的。[1]其二者中图像的表现形式，有一部分属于绘画性的，也有不少是属于浮雕性的。 　　汉画像的“轮廓特征”和“影绘”以及压平了的“标本化”，不仅是平面造型的艺术特点，而且是要极大力度突出外形的整体意识。张道一先生在《画像石鉴赏》中提到：“平面造型的最大特点是首重物象的轮廓特征，如画人物和动物，多是侧面为主，很少有所谓的半侧面（即成角透视）者。侧面的形象如同影子，就像植物学家的压制标本，平整了，也单纯了，在艺术的处理上也方便得多了。不论勾线或涂面，都可以自由地进行。画像石的所谓‘减池’，也是为了突出这种侧面‘影绘’的效果，然后再在各个部分勾勒线条。因为是以侧面轮廓为主，必然是删繁就简，而对特征的强调也势必有所夸张。”[2] 　　“影绘”呈现的是事物的外在造型，包括其姿势、形态和气度，表现物象时，外形特征十分明显，虽然是平面的却是生动具体而形象的。而根据外形的个性特征，在内部相应的勾勒极具装饰性的线条，并且均匀且重复排列数条，以求得内部的“气势连贯”，“形”又在“势”的引导下，进行相应的夸张，变形处理，以求更强烈地表现出形象特征，达到“以形造势，以势显神”。虽物象大小不一，内容丰富，由于“影绘”造型，画面形象整体而又生动；虽不追求自然形态的真实，却能准确地表达出了对象的个性特征和神韵。“无不显示出一种动态和力量”，充分达到现实生活的合理性与艺术目的的高度统一。 　　汉画像借助“石”为载体，以一套独立的成熟的“外形内势”的造型方式体系，以“写实性”描绘客观世界，反映社会生活和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把握主题，表现的内容，意义和思想，通过形象的塑造，揭示事物的性质和相互关系。”[3]汉画像在表现形式上带有“装饰性”，却不等同于一般的装饰，它注重塑造物象整体形态的外轮廓（即外形），在整体造型中，使形象显得明确而有气势；面与面相交时强调结构线，从结构转折处入手，使对象更显力度和形象化；以线造“势”，不仅加强了画面的装饰意味，形象本身气韵更加贯通和流动。 　　于此同时以强烈的现实性为主要特色的汉代陶俑是历史时期雕塑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汉陶俑同样是随葬明器的范畴。“明器的种类在汉代有了较大的发展，武士俑、文臣俑、舞俑、乐俑、侍从俑、庖厨俑、说唱俑、杂耍俑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角色的人物几乎都能在汉墓中找到。动物俑同样包罗万象，家畜家禽种的猪、羊、鸡、狗、马、牛、鸭、饿、等造型无所不有。此外还有许多的建筑模型、器具模型。”[4]广泛的题材，有力地拉近了陶俑与人世间的距离，进入平民世俗化，是一部生动具体的汉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史，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状态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代表了审美认识与审美表现所达到的崭新水平，发展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注重传神的优良传统。 　　汉俑古拙雄厚、简明传神是特定时代的独特艺术风格，同时也是这一时期艺术家对中国造型艺术对“神韵”的探索与追求――在写实的基础上刻画精神。表现人物方面，汉代陶俑在写实的造型基础上概括夸张，大胆删去了一切繁枝缛节，着力从整体与大的结构关系方面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外形简洁生动，鲜明而强烈，“内势”则体现在作品所传达的性格特征、气韵和神态。这种带有强烈的“写意”精神的陶俑，不求外形的完全写实，营造出来的是对“以形写神、以势造型――神韵、传神”的艺术魅力和美感，即通过对人物的外在形态表情的刻画，显露人物内在的心神意趣。突出外形的整体，强调动势和表情语汇在形象塑造中的作用，注重总体把握形象的精神内涵和传神之处的刻画。外形的粗轮廓与内在动势呈现出的内蕴的张力的细致完美结合，以静致动，以动求静，寓动于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即在静态中产生出了强烈的运动张力，将人物的连贯动作凝聚于最优美的瞬间，作品充满动感。 　　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的“击鼓说唱俑”，俑通高55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陶俑蹲坐在地面上，右腿扬起，嘴部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