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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喜福会》的文化意义再解读 　　摘要：文化全球化时代，人类普遍有文化身份的迷失感和生存状态的流亡感。在《喜福会》中，谭恩美把母女关系当做小说的文学表征和电影的影像脉络，站在两种文化的交叉面上，将个人、家庭的经历放大为群体的经验，在文化冲突中巧妙解构自我与他者、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并从冲突到融合的趋势与过程中阐释文化全球化的意义：消除对立、文化互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关键词：《喜福会》；二元对立；冲突与融合；文化全球化 　　 　　谭恩美(Amy Tan)是继汤婷婷之后出现在美国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华裔作家之一。1989年，她以她的成名作《喜福会》(Joy Luck Club)再一次掀起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浪潮。该小说出版当年连续九个月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谭恩美因此成名而进入美国主流文化圈。小说很快被谭恩美改编为电影，并于1993年9月由华裔导演王颖（Wayne Wang）搬上好莱坞银幕，同时也被韩裔美国人金#8226;苏珊（Susan Kim）改编成戏剧于1993年下半年在中美两国多个城市演出，并于1997年7月在纽约外百老汇上演多场，好评如潮，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一件盛事。 　　在《喜福会》中，作者从个人的记忆出发，间离了一个特定的观察历史和吸纳文化的视角，将自我经历放大为群体的经验，把母女的代沟、男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对立，以及强势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对抗阐释为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发展历程，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化，使得小说和后来的电影都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喜福会》所提出的问题拓宽了作家、评论者、读者、观众的视野与思维，使华裔美国文学的共同母题升华为文化全球化的意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认同。 　　《喜福会》的影响也体现在从文学、戏剧、电影不同艺术视角的众多评论，值得关注的是对这部作品的评论有两种相反的倾向：一种认为谭恩美的作品有意迎合了美国主流文化，是对西方针对东方的东方主义刻板化的重复、印证、与深化；另一种认为其作品是对美国民族主义和文化霸权的对抗。也有评论者对这两种倾向所反映出的作家本身似乎对立的立场和观点做出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评论。笔者认为谭恩美的双重身份写作并不是目的而是策略，文化对立立场并不是文化迷失的结果而是文化寻求的过程，或者说作者在叙述自我与他者、母亲与女儿、东方与西方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二元对立的解构，对人类文化身份的一种重构。评论者黄淑芳在其文章《中的中国意象与文化解读》中有较为精辟的见解：《喜福会》的作者是一个脱离了中国文化的个体，她寻求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为了充实其自身文化所缺失的那一部分；反过来，中国人在西方文化中寻求的同样是中国文化中所缺失的部分。这正是文化全球化的意义所在。 　　本文旨在把《喜福会》作为一篇寓言，从文本细读和影像透视的角度，来解读人类在跨文化交流史上如何超越自我、接受他者，从互异到融合直至求同存异的发展历程和美好愿望。 　　一、二元对立的巧妙解构 　　二元对立的哲学模式既是整个人类认识世界的普遍方法，也是索绪尔语言系统的理论核心。而赛义德则从文化角度把这种二元对立称为东方主义，来剖析西方霸权文化如何以征服者的目光和思维来主宰东方文化，制造出一个或然性的政治概念。东方主义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柱，也是文化全球化的障碍。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把母女关系作为一种小说文学表征和电影结构框架来展现东西方文化之间二元对立的存在与消解。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利用文本和影像对这种二元对立进行巧妙解构，来凸显东西方文化在矛盾冲突中如何互相审视、渗透以至彼此接纳、吸收。所以从大的文化角度来看，《喜福会》与其说是表现不同，不说是表现大同，也证明了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冲突的趋势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一）自我与他者的概念 　　自人类形成部落群体始，不同部落间的跨文化交流就随之产生，人们头脑中“本族”和“异族”的差异，“自我”与“他者”的意识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强化为二元对立体系。柏拉图说：如果我们谈到非我，那么非我的事物必然是不同的，非我和不同乃同物异名。柏拉图的非我的意义即是“他者”。同时也说明了“他者”是人造的概念，是确立“自我”身份的参照物。认识自我与认识他者的文化总是同步的，所以“他者”是文化交流中的永恒存在。 　　在人类文学史上，有许多文学作品都或隐或显地反映了东方与西方互为他者，一方打败另一方的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古希腊戏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记录的史实是东方霸权和东方人对西方弱国的侵略。而在另一希腊悲剧家欧利庇斯特的悲剧《酒神的伴侣》中，东方人是危险的和被打败的。另外两部现代戏剧《蝴蝶夫人》和《蝴蝶君》似乎使东西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