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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山水画发展研究 　　长期以来，八大山人的山水画不为人所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他画山水起步较晚。八大山人在中年时，其花鸟画早已斐声画坛，但其山水画却大约出于康熙十一年(1681年)前后。五十余岁后的山水画为其早期花鸟画的盛誉所掩，也是自然的事。但是，或许因为已过“知天命”之年，多年勤学不辍，加之积年花鸟画笔墨之修养，使八大的山水画直达登堂入室之境，艺术品格之高远显而易见，其风格、意绪、境界自当傲视一般。 　　 　　源起：境由愤者生 　　 　　清初的画坛，活跃着两种画派：一是以“四王”为代表的摹古派，一是以“四僧”为代表的创新派。八大山人即为创新派的“四僧”之一。由于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文人的处境很危险。所以，大多数的文人只能用绘画抒发自己的情感，这就使得当时的绘画艺术，在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上都是其它时期的绘画难以企及的，而这恰恰是心有所积、愤而为艺的结果。观明末清初文人画家的整个情况，这种“愤然作画”的态度非常普遍，社会现实的黑暗与高压统治，使这一时期文人画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创作风格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愤而为艺”的社会现实使得明、清文人画中的情感形式有了较元代以来深刻的变化，开始成了自己悲苦、悸动心灵的自我写照，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深深打上了画家自身个性的烙印。表现在绘画上，体现为画家强烈情感的冲动，出现了“自我表现”的狂潮。八大山人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的山水画作品，通过溜、和、损、拙的特点，将文人画推向了极限。 　　谈论八大山人山水画出现原由之前，我们必须简要回顾一下八大山人皈依释门后的经历。清政府在顺治二年(1645年)便下令禁止“故明宗室”出什和应考，己考取的举、贡、生员者一律“永行停用”。顺治三年更下令：“凡故明宗室……若穷迫降顺，或叛而复归。及被执献者，无少长尽诛之!”清顺治5年，江西为清廷平定，而后，清廷对江西的明宗室迫害更为严厉。摆在故明宗室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以死殉国_这是当时许多明宗和明遗民选择的道路；另一条路则是落发为僧，求得佛门的苟且余生。身为明宗室的八大山人，处境异常严峻。不得已，他才投入弘敏坐下，皈依于进贤县的介冈灯社。“不数年，竖拂称宗师”。八大山人法名“传綮，号忍庵，能绍师法，尤为禅林拔萃之器”，从此“住山20年，从学者常百余人”。 　　在此期间(1659年顺治16年八大山人34岁)，八大山人已有画作流传。康熙10年(1671年)八大山人在奉新耕香院，已获交临川令胡亦堂之婿裘琏。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开始安抚、优待前朝遗民，政令宽松，所以，在康熙13年(1674年)，八大山人就在友人黄安平为其画的《个山小像》上，题款时已公开自己“江西弋阳王孙”的身份。随着八大山人的名声日益扩大，结交的朋友也越来越多。随后，八大山人的狂疾约发于康熙19年(1680年)秋冬之际。不久之后，便创作了山水画《绳金塔远眺图》。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在那一段时间，促使八大山人创作《绳金塔远眺图》的心理动因和“创作动机”。艺术作品的创作，并非是作者的生活、思想和技巧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心理过程。一般认为，艺术创作的心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创作动机的发生形成、艺术构思的进行及艺术传达的完成。可以说，“构思阶段几乎与创作动机的发生同时开始，而在艺术家用物质手段把它表现出来之前就大致完成了”。 　　八大山人所作的这幅《绳金塔远眺图轴》为仿倪云林之作，因为是其最早的山水画作品，所以，从整体上讲，构图笔墨均平淡无奇，用笔板滞冷峻，在心理上反映了弃僧与还俗的矛盾、犹豫心理，意境上表现出了一种残山剩水、地老天荒式的疏林坡岸，意境沉寂而悲切，是为了抒写胸中孤愤逸气，创造出一种超然画外、持续不断的韵味而作的。 　　八大山人的“病颠”与“狂疾”是真是假呢?饶宗颐先生从禅家的角度去分析，认为“是一种顿悟后的心理变态，并非精神错乱。”无论八大山人当时是真疯还是假狂，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八大山人的内心处在极端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心情，在他的山水画《绳金塔远眺图》的题跋中，已现端倪：“梅雨打绳金，梅子落珠林。珠林受辛酸，绳金歇征鞍。萋萋望耘籽，谁家瓜田里?大禅一粒粟，可吸四海水”。仅40余字，我们却能从八大山人的用典中感受到他刚刚弃僧还俗后的矛盾心理和艺术家无奈情感。 　　众所周知，明、清之交的文人写诗作词时多有一种盘桓于典故和出处的偏好，八大山人自不例外。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八大山人引用的典故，以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八大山人的心态。当年，饱受国破家亡之痛的八大山人曾在此歇息，诗借梅雨打落梅子道出这双重辛酸――国家不再与清廷暴政造成的心灵摧残。“绳金歇征鞍”的“征鞍”，不知八大山人指的是先祖朱元璋的征鞍，还是清廷的征鞍?总之是上述双重辛酸的具体象征。“萋萋”一词是大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