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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识视角下网络舆论监督影响力探析 　　喻国明指出:“以往依靠某一个(类)媒介的强势覆盖而‘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是传统媒介传播市场的份额在不断收缩,其话语权威和传播效能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则是新兴媒介(如博客、BBS等)的勃兴与活跃、传播通路的激增、海量信息的堆积以及表达意见的莫衷一是,这便是现阶段传播力量构建所面对的社会语境。”[1]喻国明所指的“新兴媒介”无疑是网络了。与传统媒介舆论监督相比,网络舆论监督有着诸多优势。近年来,许多社会热点事件无不是通过网络曝光后迅速成为公众议程而倍受关注,比如2008年的“娄烦矿难”、“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猥亵门事件”,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统统肇始于网络,并在网络监督下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充分彰显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巨大影响力。 　　 　　一、公民意识与网络舆论监督的互动关系 　　 　　网络催生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扩张。公民意识又称公民精神,是指公民对于自身享有的法定权利和义务的自觉意识。公民意识包括独立人格(主体意识)自由意识、民主意识、人权意识、法治意识、诚信意识、宽容意识、公德意识、科学精神等内容,其核心是独立人格和权利意识[2]。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严重,对于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主张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民不与官斗”便是这一心理的反映。网络的出现使这一情况得到了极大改观。网络的开放、隐蔽、匿名等特点使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用担负责任,并感受不到来自现实的压力,这使人们表达的勇气大增,人们开始不再沉默,转而在网上积极、大胆表达压在心头想表达却又无处表达的思想、观点,这在宣告传统媒介环境下被奉为经典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被颠覆的同时,网上随处可见惩恶扬善的愿望和伸张正义的呼声,人们对自我价值体现意识得以彰显,对公共社会的自觉监督、自觉怀疑倾向和批判精神迅速增强,而这便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 　　网络催生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扩张,一方面是由于自由、开放、民主的网络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内涵形成共鸣,另一方面,网络在我国的勃兴成为公民意识觉醒和扩张的“助推器”。2008年7月2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2.53亿,首次大幅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其中,拥有个人博客或个人空间的用户规模达到1.07亿人,半年内更新过的用户规模超过7000万人,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这大大加快了我国公民意识的觉醒。 　　公民意识使网络舆论监督由自发到自觉,并且带有明显目的性和指向性。网络兴起之初,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嬉笑怒骂、情绪发泄、张扬个性的渠道,人们利用网络进行舆论监督,大多属于自发和偶然行为,网络在舆论监督领域并没有太大作为。公民意识则促使网络舆论监督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以“抵制家乐福事件”为例,2008年4月,为了抗议奥运圣火海外传递所遭受的强烈干扰,中国网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家乐福”风潮,是网民在鲜明的公民意识支配下联手上演的一出好戏,而决不是仅凭一时兴起漫无目的的无意识行为。近两年,网络舆论监督呈井喷式的发展态势,以无可阻拒之势一路狂飙,仅2008年下半年,在网络舆论监督下,就相继发生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董锋一夫二妻案”、“娄烦矿难”、“深圳猥亵门事件”、“考察门事件”、“周久耕天价烟事件”等,透过浪潮迭起、此起彼伏的网络舆论监督事件,我们可以窥视到网民公民意识增强这一本质。 　　在公民意识的指引下,网络舆论监督的范围日益拓展,目的性和指向性明显增强。从政治事件到社会公共事件,从政界到司法界,从道德到法律,从网络到现实,公民通过网络舆论监督参与社会管理的范围正急剧扩大,且大部分事件都以公民意识中中华民的传统美德中的“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以天下为己任”等大爱精神为原则,使事件本身带有了明显目的性和指向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通过有序的参与,形成合力,就可以博弈滥权,发难腐败,舆论监督风暴足以酝酿社会合意骇浪的来临。 　　 　　二、透析网络舆论监督影响力 　　 　　网络“聚合效应”使草根不再是乌合之众。由于网络的个性化特点,网民在网上的行为全由自己做主,选择什么、发表什么观点全凭个人兴趣、喜好,致使网上议题比较分散,并使网民之间呈现出一种各自为战、散兵游勇的离散状态,网民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一群“乌合之众”,难成大气候。后来出现的一系列比较有影响的网络事件,如“华南虎事件”,网民相互协同,密切配合,最终撕掉了“纸老虎”的“假面具”,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此类事件让社会和网民自身感受到了网民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并因此意识到了联合的必要性,因为只有联合,用一种声音说话,才能壮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