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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曲艺创作与表演的思考 　　创作是为了表演,表演也是再创作。 　　曲艺节目种类繁多,但搞曲艺创作不容易,也是非常清苦的,如果没有对艺术事业的强烈追求,没有责任感,是绝对搞不好曲艺创作的。写出一个新作品不容易,写出一个精品更是不易。这就要求我们曲艺创作者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并要为之不懈努力。高标准、严要求,不断提高,反复磨炼,直到磨出精品来。 　　如今的曲艺创作,作者与演员合作很重要,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作者在生活中找到素材,写出脚本,对于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考虑得多。演员熟悉艺术技巧、听众心理,更知道节目哪个地方能出彩。因此,每个脚本在排演时,演员与作者之间常常会产生矛盾。以相声为例,有的演员为了舞台效果,乱丢“包袱”,作者认为这样把作品的主题思想给演走形了。而演员则认为没有“包袱”不行,影响舞台演出效果,难受的是演员,不是作者。因此,只有真心合作,互相尊重,才能编演出好节目。 　　曲艺作者和文学作者不同,后者写小说、诗歌为了发表,而前者虽然也希望发表,但更希望作品能够有人演出。作品能够搬上舞台,与广大群众见面,比作品发表、获奖还要高兴。受体制影响,曲艺作者的作品如今可供发表的园地越来越少;受广播电视冲击,有些曲艺节目的舞台观众也如昨日黄花,繁不再现。因此,演出与发表,最好能够统一起来。刊物上的优秀作品,应该能够演出;舞台上的优秀节目,也应该能够发表并推广。这样,对刊物和演出剧团双方都有利。 　　曲艺创作必须按照艺术规律办事。虽然创作离不开政治与经济,但是作者必须从生活出发,根据曲种特点,量体裁衣,将曲艺的传统与现代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思路、新的表现手法,来吸引教育更多的群众。每个成功的作品都是如此。如黄宏与宋丹丹合作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就是如此,夸张的手法、诙谐的语言,至今看起来仍让人忍俊不禁。该作品一方面教育人们超生害处多,使人们提高了对计生国策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对行业节目难写这种想法的否定。也有一些作者认为正剧不好写,舞台演出效果远没有讽刺类演出效果好,这种想法恰恰说明了作者没有细致观察体验生活,感情没有完全投入曲艺创作之中。其实,弘扬正义的作品对人们的教育、心灵上的震撼远比讽刺类作品要强大得多。如赵本山和范伟合演的小品《三鞭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让作者“赶任务”,写出的本子,往往质量不高,能够保留下来的不多,只能边演边扔。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为曲艺创作提供各式各样的素材。任何一种形式的曲艺作品,都是作者细心观察,用情感体验生活,以不同的曲种,用书面语言表达出来,而后成为曲艺作品。由此可知,作者在进行曲艺创作时,要注重“情感体验”,它比“表现手段”更本质、更重要。因为“表现手段”如果是指技术性问题,“情感体验”则是思想性问题;“表现手段”是本子的外部动作,“情感体验”则是本子的内心动作。犹如哲学中的“内因外因”关系。因此,作者在创作当中,要与笔下的人物血脉相通、心灵共振,要同生死、共命运,用心、用思想、用行动去体验感受作品中人物的生活情景,有了这种生活的情感体验,才能写出较高水平的曲艺作品。 　　进行曲艺创作,改编也很重要,改编是再创作。传统曲艺,有些是民间艺人或文人创作的,也有些是根据小说、戏曲、民间传说改编的。长篇大书,往往先有艺人说书,后经文人加工,变成章回小说。反过来,又被说书艺人再发展成为评书、评话,世代流传下来的《三国》、《水浒》等古典名著都是如此。当代小说,也有不少被改编评书,而且故事情节有很大丰富。如今,因为有了《著作权法》,新改编的大书渐少。但现今盛行的小品、小戏曲等节目,不少仍是根据生活中发生的故事被人流传,经过加工改编后,才搬上舞台的。 　　总之,曲艺创作任重道远。老一辈的曲艺作者不少已经作古,新一代的青年曲艺作者应肩负起创作的重担,继承前辈遗留下来的精萃艺术品,结合新时代的风貌,开阔思路与视野,写出有时代意义的作品,真正实践“以优秀作品鼓舞人”这一光辉理论。 　　责任编辑 李红梅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