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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民工第二代的成长 　　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在城里出生、长大，对于父母那样的故土意识没有很深概念，但是，现行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让城市并没有从完整的意义上接纳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不确定使得这些二代“新市民”身上出现了“孤岛”现象。 　　 　　据统计，目前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约有一亿多，保守估计，他们的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7％之间，这已是庞大的人群。乌鲁木齐在城镇化浪潮中也接纳了大量的外来农民工，约50余万左右，二代子女的数量也在三万多。 　　他们在怎样成长?又会长成什么样的人? 　　“自卑，自尊，差别，迷惘，根植在农民工第二代心里，农民工子女正生活在一系列尖锐又集中的差距中，他们经历着其他同龄人不曾有的压力和挣扎。”支教者刘治敏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上说了自己的总结。 　　 　　矛盾体 　　 　　阿勒泰路嘉禾园小区的简易菜市场，13岁的初一学生军军正在自家的猪肉摊前守着，妈妈回家吃饭了。 　　军军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衣，毛领子衬着他短寸的自来卷发显得整个人非常精神。他正忙着接待顾客，手里的斧头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精准而又力道十足地楔进案板上的排骨，三排的尺寸几乎一致，随后，他放下斧头，拿起剔骨刀，将排骨割开分离成一个个整齐的小方块，非常理想的红烧排骨的尺寸，随后，他利落地将排骨们装进塑料袋里，放在电子称上，看着闪烁的红色数字，“24块钱。” 　　顾客是个40多岁的男人，他一直饶有兴趣地看着军军的操作，笑着说：“小家伙，你不会缺斤少两骗我吧!” 　　显然，军军是明白人家是在故意逗自己，也笑着说：“不会!”他的普通话标准。 　　除了他卖肉时熟练的技法，他的说话与穿着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不同。 　　军军的母亲倒是有着改不掉的家乡口音，吃完饭回来的她面对夸赞自己孩子能干，脸上的笑容绽放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子虽然打小在老家出生，但两岁时就被我们带到这里了，他还是比较懂事，你们看他会卖肉，小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他早学会了。” 　　谈到未来时，军军收起了笑容，轻轻叹了口气：“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现在还没有乌鲁木齐户口，不过军军说不愿意回老家，100个不愿意。我也想开了，就是最差，卖肉也能养活自己!” 　　也在同一个时间，在离军军家肉摊三十多米远的篮球场上，晓杰和他的三个伙伴在打篮球，这个酷爱打篮球的少年在大冷天还戴着手套在球场上奔跑。休息时，他脱下了校服，换上的却是街上少年们时尚的哈韩装束，宽大的衣服套在1.8米的大个子身上让他显得更结实。 　　他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里孩子，父母也是从老家来这里打工，开了个馍馍店，这个店在小区里是独家经营，缺少竞争者使得他家的生意一直很好，晓杰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与别的城里孩子有什么差别。 　　他生活得很惬意，上学时开开心心去，回来赶上下班高峰期就帮母亲卖馍馍，休息了就约好自己的伙伴打打篮球。 　　“要知道，这个人群肯定不走了，回不去了。可不像城市人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无法去规划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的总结。 　　 　　“我是谁?”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杨卫平认为，新生代的孩子仍然在延续父辈的“孤岛化”生活，但与上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已经不满足做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他们不再做父辈的选择：待不下去就回老家。 　　事实也如此，他们已经没有了父母对家乡的感同身受的认知，对于农村社会交往圈极小，也缺乏感情和兴趣。 　　对于这一点，杨平深有感触。他老家在“四川省的大山里”，这是个早先曾经在祖国南疆边境蹲过猫耳洞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不愿意回家了，就开始了自己的漂泊生涯，北京、上海、西安都呆过，2003年来到乌鲁木齐，最终在迎宾路开了一家自己的小饭馆，“感觉新疆的包容性更强，对外地人不怎么歧视，很舒服，就呆下来了。” 　　杨平的女儿现在上小学四年级，“我前年带她回了趟老家，只呆了三天哭闹着要回乌鲁木齐的家，她认为那里不是她的家，既没有熟悉的小朋友，也不习惯农村的生活，就连进农村的旱厕对她来说也是一件无比恐怖的事，她在城里没有那种概念，在家用马桶，在学校是水冲厕所，极不适应农村生活。” 　　但让杨平苦恼的是，别说女儿的户口，就连他自己都没有乌鲁木齐的户口，“如果单从户口这个角度说，女儿认可的这个城里的‘家’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家，这个城市并没有完全接纳我们，但小孩子还不明白这些。” 　　但喜欢打篮球的晓杰却不像杨平这样悲观：“我才不考虑那些呢，我就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用知识改变命运。”他是不用考虑现实问题，他的现实问题父母在替他考虑。 　　杨卫平老师说：“社会身份不明的情况下，社会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