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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传记有如写历史 　　在读书界和学术界,止庵有两个为人所知的身份:一是继钟叔河之后周作人作品最主要的整理出版者,他先后整理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二是一个受周作人影响的散文家,他私淑周氏,研习其作品20余年,深得知堂文章的神韵。正由于以上原因,年初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苦雨斋文丛”首发式上听止庵说,他的《周作人传》即将面世,我是充满期待的。 　　果然不同凡响。这本新的《周作人传》精心结撰,可谓近年来周作人研究的重要收获。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坊间已有多部周作人传记,这些传记互争短长,然而止庵的《周作人传》是特别能贴近传主精神气质的一本。对作者来说,此书显然是他研习周作人的一次漂亮的总结。 　　与钱理群、倪墨炎等所作的周作人传一样,本书也是一本评传,所不同的是更注重周氏的思想脉络及其表述过程。对此作者有着明确的自觉:“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 止庵:《周作人传#8226;自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他对周作人的民族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妇女论与儿童论、“事功”论(“道义之事功化”)、美文观以及文体的流变等等都有细致深入的梳理,并考察了其思想和行为的互动。该书殊少采用研究者的不同观点,而是以周氏自己的意见为主,如对1939年元旦事件的解释、出任伪职与“事功”论的关系等。作者用周作人的“事功”论解释他的附逆,试图把“思想”与“行事”区别开来。这虽然未必能得到更多研究者的同意,但并非轻信传主,而是自有理据,可成一家之言。一个显然的证据是,周作人并不是出任伪职后才提出“事功”论的,早在抗战以前在《颜氏学记》、《关于英雄崇拜》、 　　《再谈油炸鬼》等文中就申述过。只要我们不把“事功”论看做周作人附逆的单一原因,那么它有助于丰富对问题的认识。以前对周作人的附逆有过种种解说,只有废名等极少数人才相信周作人自己的话。有人甚至仅仅视为“丑表功”。我曾在《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一书中提出,周作人附逆直接的现实原因是他在险恶条件下的自我保存,思想原因是他的“必败论”――对本民族历史的悲观和对抗战前途的黑暗预测。这个观点似乎还可以坚持,但显得简单;其他的如“超越名节” 参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3期。、“事功”论也都是其中重要的思想背景。 　　 　　有朋友在电话里问我,止庵《周作人传》有何创见。也许这本传记的优点不在于高谈宏议,而在细部上更见用心和功夫。作者细读文本,发掘文本的“微言大义”,交待周作人思想、学术和翻译兴趣、风格的流变过程。有些重要的话是包含在平常的文章里的,止庵把它们发掘出来,仔细打磨,让其发出亮光。他正是由这些坚实的所得,铺设了一条通往周作人精神世界的道路,从而提升了周作人研究的水平。 　　下面看几个例子。研究者对周作人参加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思想和文章注意最多,对其留日时期的两篇文学论文和翻译也有一定的关注,然而对此前的文章和思想的研究就十分薄弱了。1902年以后,周氏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自己在态度上也积极响应。不过,他的思想波动也很大。止庵说,也许是阅读佛经有所感悟,又受到雨果人道主义精神的启示,周1906年出版一部为弱者、为个人张目的小说《孤儿记》。研究周作人的人一般知道此书,但并没有关注其思想的意义。止庵写道:“作者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以后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亦萌芽于此。”〔1〕23―241927年6月所写的《文学谈》认为,在中国有产与无产两个阶级虽然经济状况不同,但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止庵评论道:“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并视为自己思想的对立面加以拒绝,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才真正得以确定;以后他自外于左翼右翼,认为二者实无区别,思想根源就在这里。”〔1〕147这就为周作人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增加一解。对于《麻醉礼赞》,止庵指出其笔意沉痛,提出文章中表现的“凡人之悲哀”,“较之既往,自是一重进境――不是说‘生活之艺术’为‘凡人之悲哀’所取代,只是更其深化而已;前者无论‘取’‘舍’都有主动之意,后者则是把不能不接受的现实接受下来。其间相互映照,彼此渗透,最终融为一体。以后提出‘忍过事堪喜’、‘苦住’等,皆从‘凡人之悲哀’来;对于普通民众的人生境遇和生存愿望更多理解――尤其是讨论鬼神或邪教之类问题时――亦与此密切相关。”(160页)这个观点既标示出周作人思想的变化,又可带动对其一系列文章的理解。类似之处在书中还有很多,作者读得细、读得深,发人之所未发,为解读周作人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