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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的中国情结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是拉美“文学爆炸”的先驱者，他的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被称为“作家里的作家”、“拉丁美洲文学之父”。 　　尽管我们习惯称他为拉美作家，但纵观博尔赫斯的作品，会发现其世界性的特点。作者视野横跨东西，其中经典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因其题材涉及古代中国，加之情节的神秘色彩，在译介至我国后，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使我们不禁想探讨这位远在南美大陆的著名作家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 　　博尔赫斯曾强烈地表达过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之情。突出地表现在1981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马伊博大街994号的家中，博尔赫斯对前来拜访的中国驻阿根廷外交官黄志良说：“我对许多人说过，我做梦也想去中国。”他举起手中有着竹根弯曲把手的中国制造的黑漆手杖说：“瞧，这就是证明。”博尔赫斯又谈到了长城：“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 　　虽然，博尔赫斯终未亲手摸到长城的砖石，但物质实体的亲历已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他的作品、在他精神的实体中感受到了一位异国作家的中国情结。 　　 　　一个拉美作家心中的“中国形象” 　　 　　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主要途径来源于阅读。其中，中国文学作品占很大部分。翟理斯著《中国文学史》；《道德经》的英、德、法、西班牙文译本；《易经》英译本；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庄周》，乔治?马戈里埃编法文版《中国散文选》、《红楼梦》（英、德译本）等都曾是博尔赫斯阅读钻研过的。此外，他还从异国作家描写中国的作品中感知中国，如在1941年为《南方》翻译了亨利?米硕的《蛮子游亚洲》一书。 　　在评论《红楼梦》时，博尔赫斯曾说：“……这样，我们到了第五章，出乎意料，这是魔幻的一章。到第六章，‘初试云雨情’。这些章节使我们确信见到了一位伟大作家。而第十章又证明了这一点，该章绝不逊于埃德加?爱伦?坡或弗兰茨?卡夫卡……”他对于《水浒传》也有很高的评价，信服于书中超自然和魔幻能力的描写，并认为其与这类小说中最古老最优秀的作品――阿普列乌斯的《金驴》相接近。在为《聊斋志异》译本作序中，博尔赫斯曾概括到：“这是梦幻的王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梦魇的画廊和迷宫。死者复活；拜访我们的陌生人顷刻间变成了一只老虎；颇为可爱的姑娘竟是一张青面魔鬼的画皮；一架梯子在天空消失，另一架在井中沉没，因为那里是刽子手、可恶的法官以及师爷们的起居室。”可见，中国文化中幽玄神秘的特质正是博尔赫斯所欣赏的。 　　《女海盗金寡妇》是博尔赫斯唯一的一部纯粹中国题材的小说。同博尔赫斯所有小说都与现实关系不大一样，这篇纯中国内容的小说也与历史上的中国关系不大。其中，作者杜撰了嘉庆皇帝对海盗招安的圣谕，笔者猜测这与作者阅读《水浒传》的经历有关。颇为耐人寻味的是，面对帝国水师的攻打，金寡妇能够英勇作战取得胜利；面对龙和狐狸的寓言，她却屈服了。品味这则寓言，“龙”这个神话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是天子、皇权的象征，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天命”。再狡猾的“狐狸”，也逃脱不了“寻求龙的庇护”的宿命，这也是金寡妇接受招安的理由。博尔赫斯能够将古代中国作为小说的背景，并运用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神话形象创作寓言，探讨人类和命运的关系这样的深刻主题，足见其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程度和为我所用的创作智慧。 　　神秘感贯穿于博尔赫斯一生的创作中，他曾说过：“在我撰写生平第一行文字之前，我就有种神秘的感觉，而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原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是从事文学。”中国的神秘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恰恰符合了他的审美观念，于是习惯地把中国放入神秘主义的色调中加以叙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径分岔的花园》会关涉中国。有作为间谍的俞琛故事、有汉学家阿尔贝的故事、有阿尔贝研究的崔朋的故事，有小径分岔花园本身的故事、有俞琛谋杀阿尔贝的故事，还有作为小城的阿尔贝的覆灭的故事。一方面，博尔赫斯借势中国的神秘性，构建了更为神秘复杂的叙事空间，揭示了世界和人生的迷宫本质。另一方面，博尔赫斯文本中出现“中国”这一词汇，是一充盈着信息的符码。“对博尔赫斯本人以及他虚构的人物来说，迷宫的观念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有极大的重要性，识破这个迷宫就成了文明的一个很基本的样式。”《小径分岔的花园》应该是破译这一符码的关键。文本中的中国始终与迷宫紧密相连，可以说，迷宫就是博尔赫斯所理解的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象征，它充满着各种可能和奇迹，深不可测。 　　《漆手杖》是博尔赫斯吟咏中国的诗作，作于1981年，发表于1981年12月的阿根廷《新闻报》文艺副刊上，收入1981年的诗集《密码书写》。1978年,博尔赫斯逛纽约唐人街，购买了一支中国造的黑漆手杖，遂赋该诗。在诗中，博尔赫斯看着手杖，想起了帝国、长城、庄周梦蝶、匠人、《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