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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与弗洛伊德 　　卡夫卡（1883～1924）与弗洛伊德（1856～1939）基本上属于同时代的奥地利人：一个是伟大的作家，一个是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他们是如此相似：都出生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在种族的仇恨和歧视之中，接受的是德语教育，都对探索人类心灵的秘密兴趣浓厚；但他们又是如此的不同：弗洛伊德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他可以并且能够克服一切障碍，他相信理性和意志的力量；卡夫卡则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他相信“每一个障碍都摧毁了我”，他怀疑理性和意志的力量。没有材料证明他们曾经会过面，但有材料证明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曾经受到过弗洛伊德的影响。卡夫卡不经意地成为了弗洛伊德理论的论证材料；弗洛伊德却因为不了解卡夫卡而终成遗憾。两个同时代的伟人擦肩而过，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却意味深长。 　　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曾经说过，“不可否认，卡夫卡的情况可以作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一个案例。这种解释太容易了。事实上，卡夫卡本人对这些理论是非常熟悉的，但并不很重视，只是把它当作事物非常粗略的和近似的图像。他认为这些理论在细节上并不是很恰当的，特别是关于冲突的本质。”卡夫卡在日记中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1912年9月23日，卡夫卡写道： 　　在22、23日夜间，从晚上10点到清晨6点，我一气呵成写完了《审判》。由于一直坐着，我的腿如此发僵，以至都不能将它们从桌子底下移出来。当故事情节在我面前展开时，我处在极度的紧张和欢乐之中……夜里我多次将批评的重点落在我自己身上……写作期间我的情绪是：高兴，比如说，可以给布罗德的《阿卡狄亚》提供某些优秀的作品，当然也想到了弗洛伊德。 　　卡夫卡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弗洛伊德，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卡夫卡对弗洛伊德及其理论是比较熟悉的。卡夫卡上大学时有一位专攻心理学的朋友奥托，他后来曾去维也纳跟随弗洛伊德继续研究心理分析，并参加过弗洛伊德组织的“星期三晚间研讨会”。卡夫卡与他的亲密交往，无疑使卡夫卡增加了对弗洛伊德的了解。1899年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创办了《火炬》月刊，他在这份杂志上经常刊登攻击弗洛伊德的文章，而这份杂志卡夫卡是非常熟悉的。卡夫卡当时还听过克劳斯的有关弗洛伊德理论的讲座。1913年，卡夫卡结识了一位朋友，名叫恩斯特?魏斯。他是一位犹太医生，早年在维也纳学医时他便发现了弗洛伊德。他对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有一定影响。 　　卡夫卡与弗洛伊德的个人身世和经历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弗洛伊德生于1856年，比1883年出生的卡夫卡大27岁，死于1939年，比1924年去世的卡夫卡多活了42岁。弗洛伊德生于莫拉维亚一个小镇弗莱堡，以后主要在维也纳受教育和行医；而卡夫卡除了在欧洲有过几次短暂的旅行和逗留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布拉格。这些地方当时都属于奥匈帝国，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他们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卡夫卡的父亲经营纺织品、百货；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一个羊毛商，只不过弗洛伊德很小的时候他父亲的生意就败落了。他们都是极端敏感的犹太人，接受德语教育，虽然都精通或熟悉多种语言，但他们的母语都是德语。当时欧洲的排犹主义情绪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但是，他们两人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对付或挑战这种环境：卡夫卡越来越多地将自己封闭起来，越来越深地去探索自己的心灵和人类的灵魂；弗洛伊德则反而更加增强了他的反抗和叛逆情绪，并发愤图强、有所作为。面对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卡夫卡变得越来越内向；弗洛伊德则变得越来越外向。有趣的是，弗洛伊德的外在成功最终却是通过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而获得的。 　　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似乎给弗洛伊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可惜弗洛伊德并不知道卡夫卡。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卡夫卡大概可以算得上最典型的“弑父娶母”病例了。卡夫卡在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袒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许多年后，我还一直保留着这种惊恐的想象：那个巨大的男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深夜里向我走来，毫无理由地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带到阳台上去──换句话说，这才是他所关心的，而我则是无足轻重的。”在“父子矛盾”中，母亲似乎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在这场争夺母亲的斗争中，卡夫卡永远是一个失败者。在这种情况下，卡夫卡怀恨他父亲，甚至想谋杀他父亲，都应当是十分自然的想法。 　　更有甚者，年幼的卡夫卡本来就没有获得多少母亲的关爱，而当他的两个弟弟分别在1885年和1887年出生时，卡夫卡对这两个闯来同他争夺母爱的竞争者更是怀有强烈的怨恨。“卡夫卡一定希望他们远离他的生活，并且，在最初的想象中他试图通过魔法将他们谋杀。”事情后来果然按照他的想象发展，他的幻想变成了事实。格奥克1887年春天死于麻疹；亨利希1888年死于中耳炎。卡夫卡在无意中“谋杀”了两个年幼的弟弟。弟弟的死给卡夫卡心灵留下了沉重的负罪感，以致于他从来都没有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