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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的现代性与城市现代化进程 　　“卫生的(全球)转变”,催生了《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等一系列关注卫生的书籍,这些事实构成了《卫生的现代性》诞生的西方语境,而“(中国)缺陷的产生”则是该书论述的历史语境。罗芙芸从卫生的角度思考缺陷的生成,最终显示的是20世纪“卫生迫使国家创造一个卫生的现代民族,来迎击民族缺陷的焦虑”的历史图景。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罗芙芸著,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当我粗粗读完《卫生的现代性》这本书后,我赞同《哈佛亚洲研究》对它的总体评价,但令我感受深刻的并不是这个评价中所指出的该书作为“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的复杂结构”、“散文式的笔调”以及“对于理论与可能性的高度敏感和适当把握”,因为这种评价并没有切中该书的精华所在。而我感受最深的地方是著者研究视角的独特,这种独特不仅表现在她选择“卫生现代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更在于她能把“卫生现代性”的问题和天津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问题结合起来,从卫生的角度揭示天津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及曾经取得的成绩和尚未被珍惜的打造现代性的历史经验。 　　读者也许首先对她为什么会研究天津这样的问题更感兴趣。对此,作者在导言部分做了回答。即考虑到“这种地方性的叙事路径有许多优点”:第一,使研究者“得以想象人们如何看待其所处的特定环境的益弊”;第二,研究者可“就疾病与社会的关系提出具体问题”;第三,“通过将研究集中于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更好地设想医师及病患所体验到的生活结构”;第四,“地方史研究可能会看似局限和狭小,但在单独的地域之内,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会显得更为生动和有意义”。 　　而具体选择到天津,重要的原因则是天津拥有许多最重要的医学“第一”。但罗芙芸并不只关心这些“第一”,更为有趣的,是其发生时中外交通的特殊背景。作者把天津“视作一个超殖民地”,认为它“是中外之间一个混杂的交叉口,以及展示帝国主义繁荣的橱窗”, 并明确写道:“天津为我们研究所谓的‘半殖民主义’的情景提供了绝佳的背景”,“多种殖民主义分割一个城市空间时所产生的潜在内涵”值得研究者梳理并加以表述,经由梳理的这些历史细节,可以“重新创造一个中国城市的过去”,而这个“过去”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已近乎是一种历史传奇。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罗芙芸认为“探究历史的真实性是一项更为重要和有趣的工作”。通过搜寻历史细节“重新创造一个中国城市的过去”,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沟通历史记忆和当下想象,充分安顿理论分析之外的研究情怀。 　　之前,很多西方人都关注过或思考过中国的卫生问题,这是《卫生的现代性》诞生的西方语境。英国人阿绮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在其《穿蓝色长袍的国度》(1901年)一书中多次写到她对中国城市卫生的印象。 　　 　　我们……离开北京城时,每次呼吸都让人感到那时不讲公共卫生的时代。……通州的大街凌乱不堪,到处是垃圾,路面印满了杂乱的车辙。……上海的欧洲人很少踏出租界,……他们相信,上海旧县城是中国最脏的地方。 　　 　　立德夫人这些关于中国的卫生记忆在西方世界产生过什么影响尚不得而知,但这些记忆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在立德夫人的著作在西方出版10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Edward Ross)出版了他研究中国社会的专著《变化中的中国人》。在该书第一章《中国一瞥》中他记下了他对中国城市的印象。 　　 　　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几乎没有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规定。 　　 城市中没有公共用水。 　　 生活在一个人口饱和得使人感到窒息的土地上的中国人,对于卫生常识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人们的机体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抵抗病菌的免疫力。 　　 (摘自《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中华书局,2006) 　　 　　从立德夫人到罗斯的记述,10年过去了,但那个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从他们的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人对于中国卫生问题的敏感与关注。我相信类似的著作在西方世界一定不在少数。前些年黄兴涛、杨念群主编了一套“西方的中国形象”丛书,便意在挖掘此类书籍,集中译介给国人研读。我以为这套丛书确实可以帮助今天的中国人经由阅读西方人著书,重新认识过去的中国,特别是对于这些著作中“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有洞察力又甚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总序)。 　　我之所以强调《卫生的现代性》诞生的西方语境,也在于关注该书在当下中国的接受语境。而要完整还原该书诞生的西方语境,非本文所能承担,但有心的读者自可以从该书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中看出这一语境的大致状况。因此,我觉得《卫生的现代性》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可作为该书诞生的语境来单独看待,并希望关注该书的读者能把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