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灾荒与灾荒中的历史.docVIP

历史中的灾荒与灾荒中的历史 　　一 　　 　　重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的《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及李文海、夏明方二位先生主编的《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三联书店，2007)两部书，令我感触良多，也勾起了我许多尚未走远、满富温暖的回忆。 　　上列两书都是会议论文集，合众家之力而成，并且体例、旨趣几乎如出一辙，皆是从灾荒与政治、经济、人口、社会文化及大众心理等方面的关系生动而翔实地论述了它在中国历史演进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产生的影响，并一同指向了灾荒与中国历史?l展之间究竟是何关系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可以说代表了当今灾荒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思虑及之，既为它们而喜，亦为整个灾荒史研究而忧。因之，晚生后学在此斗胆一言，灾荒史研究要想更上层楼，实现质的突破，而非量的积累，须从整体上实现灾荒研究的系统化与理论化，在现有的已相当可观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构筑灾荒史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满足于灾荒单纯作为观察视角的“糊裱”研究和“填空”研究，要实现由“历史中的灾荒”研究向“灾荒中的历史”研究的转变。 　　 　　二 　　 　　翻检史书，自尧舜禹上古时代的滔天洪水开始几千年来，华夏大地可谓无年无灾，无地无灾，又因社会结构种种脆弱的因子，几乎是无灾不荒，无荒不饥。故西方有学者称中国为“饥荒的国度”，著名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也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中国灾荒史。他们所言可谓一语中的，道破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演变的底色。著名历史学家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1958)一书中更是详细地统计了历代灾荒?l生的次数，指出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计3703年间，水旱蝗雹疫地震等各类灾害共达5258次，平均每6个月便有一次。如此频繁的灾荒对于中国历史演进的速度与方向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至深且巨的。这一点不能明了，则无以认清中国历史?l展的基本轨迹，遑论构筑合乎历史的解释体系，并正确有效地指引中国未来社会的?l展。 　　综观中国历史，连绵不断、此起彼伏的灾荒可谓社会的常态，而与之相对的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的景象则往往被视为难得一遇的“政治清明”的表征――“祥瑞”，拯饥救荒也就成为历朝历代最为严峻的，甚至是关涉到王朝命运的头等大事，并且几乎历代王朝的兴起与衰亡无不与灾荒密切关联，应对得当，则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固若金汤，应对失度，随之而来的就是王朝基础的崩溃。若按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经典理论，有什么样的需求，必然也就形成什么样的结构，那么中国社会结构漫长的历史演变不就是围绕着灾荒在不断变动的吗，决定其演变速度与?l展方向的不正是这令无数人恐惧但又无法逃脱的灾荒吗? 　　一言以蔽之，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结构自上而下，自里而外，无不是从应对重大灾变中演化出来的“救灾体制”，并且随着时代的推进，不断地升级，不断地强化。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一书中虽然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世界贴上了专制主义的标签，并视之为自由、民主西方的对立物，这一性质上的截然二分显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为此而遭到了中西方众多学者的强烈批判与谴责，但他从中国以大江大河为中心区域的基本地理条件与需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以保障农业稳定生产的经济基础出?l，来考察和论述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形成与演变则是不无道理的。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l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一书中，实际上也明确地指出以大型水利工程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区的稳定与?l展对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历代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直接目的无不是为了应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以保证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生产能持续顺利地进行。 　　地处东亚的中国在季风气候控制之下，自然降水极不稳定，其季节性、年度性与地域性的不平衡都会导致水旱灾害的频繁?l生，而大江大河的地理形态又将这样的不平衡性极度地放大，降水过多会造成流域性的大面积洪灾，降水过少则会形成流域性的大面积旱灾。这样的水旱灾害无疑是任何个人、家族、甚至某些小区域所无法单独面对的，必然要求联合广大区域的力量以共同应付。这种在频繁的大灾大荒面前共存共亡的人际关系与地域关系无疑是中国历来版图辽阔、长久统一的坚实基础与内在动力。 　　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独立的个人与分散的群体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构建权力与资源高度集中的组织是个人与群体得以生存的不二法门。虽然个人与家族之间、地方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经常性的紧张关系，但在频繁?l生大规模灾荒这样持久而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这两对矛盾都不可避免地向着更高层次的一方倾斜，形成了“君高于国，国高于族，族高于家，家高于人”的集权体制以及与之相随的“君臣父子”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体制下，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