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悲剧.docVIP

历史学家的悲剧 　　面临外交官和学者的道路两难选择,诺曼为了不辜负皮亚森的信任、期望,选择了留在外交部工作,好多日本学术界的友人、后辈听到他自杀的噩耗后,都在追忆中惋惜地说,如果那时诺曼选择了学者生涯,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日本维新史 　　诺曼著,姚曾?M译,商务印书馆,1962 　　 　　在今年3月17日的中新网上,读到这样一段新闻: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于20世纪60年代任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特别助理的乔治?帕卡特(George R.Packard)15日在华盛顿演讲时透露,美国海军陆战队曾于1966年在日本山口县的岩国基地内临时保管过核武器,后因赖肖尔强烈抗议而撤走。 　　读到这段新闻的时候,我正在读乔治?帕卡特的新著《赖肖尔与美国所发现的日本》(Edwin O.Reiso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的第九章“乌云密布的天空”(A Darkening Sky)中就有一节“岩国基地发现核武器的真相”比共同社报道更详细地叙述事情的经过。乔治?帕卡特是一位继赖肖尔之后的、在东亚史和美日关系史领域著名的历史学学者。该书实际是部传记性的追忆,又有很多涉及当代史的内容,作为历史学学者的乔治?帕卡特不仅追求挖掘、利用新史料(如赖肖尔的私人信件、必威体育精装版解密的政府档案),也因为自己与传记主人有常年亲密的私交关系,还必须笔下处处留意对自己的恩师、上司一生的学术成就和从政业绩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书中,乔治?帕卡特力图把赖肖尔写成一个有教养的、睿智的知识分子,时不时掩盖他是一个体制内屈服、顺应体制的自由主义学者。然而,对于乔治?帕卡特来说,写作上再现这样一个赖肖尔的最大困难,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担任驻日本大使――处于冷战前线时期,是赖肖尔生涯的顶峰时期,也是书中最有故事性的时期,也是赖肖尔生平中最有争议的时期,所以,作为新的一代东亚史和美日关系史领域历史学学者的乔治?帕卡特还不得不在这本书里提到另外一位在日本学术界、知识分子中,声誉超越赖肖尔的人物,也是一个学者兼外交官的人物,他又是引起左翼的后辈、同行批判赖肖尔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赫伯特?诺曼。 　　在该书第十章 “硬着陆”(A Hard Landing)里,乔治?帕卡特集中谈了赖肖尔与诺曼的分歧、对立以及在美日两国东亚史研究者中引起的论战,诺曼在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历史学家中远比赖肖尔受欢迎,帕卡特在书中叙述赖肖尔与日本知识界有广泛交往,涉及的却都是政界人士,没有能说出几个是日本学术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因为20世纪60年代、乃至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末,与诺曼有亲缘关系的左翼倾向学者在日本知识界占优势。 　　虽然1936年赫伯特?诺曼担任过中国人民之友协会的书记,又在哈佛燕京研究所研究过中国史,但是他的名字,中国读者可能至今还很陌生,尽管1962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成名作的中译本《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Modern St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Meiji Period,1940;日译本书名《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国家の成立》,2008年吉林出版集团又重版了该书)。帕卡特在书中带有为恩师赖肖尔辩解的倾向,但平心而论,他对赖肖尔和诺曼之间的分歧叙述和分析,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在此,我想以这本书的内容为引子,介绍一点赫伯特?诺曼的人与事。 　　 　　赫伯特?诺曼和赖肖尔有相似的身世背景,不仅年龄相仿,都出自北美赴日传教士家庭,少年时期在日本度过,日本对他们来说,是第二故乡,而且两人都在美国哈佛完成最后的博士学业,专业都是日本史、东亚史。两人最后都成了外交官,都曾担任过驻日大使(诺曼战后担任过加拿大驻日本代表,其实相当于日美和平条约签署之后的驻日大使),在从事外交官职业时,都不时频频回首留恋学术生活。帕科特简约又精当地指出了诺曼和赖肖尔两人的身世背景最不同之处,这也是以后政治观、学术观发生分歧的原因: 　　……1930年代,全球大萧条严峻时期,正值他们俩长大成人时期。成长时期,诺曼在长野农村,目击农民悲惨的贫困,而赖肖尔却在东京看到现代大都市的迅速发展;根据传记作家波温的叙述,1933年至1935年诺曼在剑桥大学特里尼特学院(Trinity College)学习期间,关心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而赖肖尔在巴黎留学。〔1〕20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西班牙内战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使得许多英国知识分子觉得共产主义似乎是文明的最后希望。英国的大学里马克思主义盛行,特别是历史学科,这个传统即使在今天还是留下了痕迹,我们可以列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