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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的婚姻，让洋博士很受伤 　　口述/志鸿 文/台啸天 　　 　　1 　　 　　2002年9月，我飞往我学习生活的下一个驿站――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开始为期四年的攻读博士学位生涯。 　　认识珍妮很偶然。那是我来荷兰半年后的一天晚上，我在实验室加班到很晚，骑车回宿舍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前面一辆车的车尾，我们都摔倒了。我慢慢爬起来，正四处找我的眼镜，一个女孩过来扶着我的肩膀，问道：“你怎么样？” 　　 　　这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就是珍妮。我撞了她的自行车，她却说那是她的错，因为她不应该紧急停车。 　　我的手擦破了点皮，珍妮坚持让我去她的住处清洗包扎。 　　一周后我打电话约她一起喝咖啡，她很高兴地同意了。 　　我们恋爱的序幕由此拉开。 　　珍妮是地道的荷兰女孩，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做销售指导。27岁的珍妮有着高挑的身材和柔软的金色长发，也许是职业的原因，她的身上总是散发着优雅迷人的香味。 　　和高大白皙的荷兰男子比起来，1.70米的我显得又矮又瘦。珍妮的个子很高，穿上高跟鞋和我走在一起的时候，比我要高半个头。 　　这样的外形组合如果在国内肯定会有很高的回头率，但在这儿却没人在意，因为这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 　　我和珍妮是真心相爱。我喜欢珍妮的热情率真和高贵迷人的气质，珍妮喜欢我身上浓重的书卷气和东方男人特有的细致与体贴。 　　相恋三个月后，我和珍妮一起去阿尔卑斯山区度了一个月的假。 　　这次旅行回来后，珍妮搬进了我的公寓，我们像许多相爱的荷兰年轻人一样，开始了同居的生活。 　　 　　2 　　 　　2005年春天，珍妮怀孕了。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权利，珍妮提出我们一起去市政厅申请同居。在荷兰，在市政厅登记同居后，男女双方所享受的权利是和结婚没有区别的，我们中国人喜欢称这种登记同居的方式为部分结婚。 　　我没有办法向思想相对保守的父母解释我和珍妮的部分结婚，只含糊地告诉他们有了一个荷兰儿媳妇。 　　父母对我娶了一个异国女孩感到很意外，但还是很尊重我的选择。他们让我把婚纱照寄回去，同时向我打听珍妮的家庭情况，她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她家兄弟姐妹有几个，等等。 　　这些原本很简单的问题却让我很为难。婚纱照珍妮根本就不愿意拍，她说我们只是同居，不是去教堂结婚，不能随便拍婚纱照，因为结婚是一件很神圣的事，虽然我们相爱，但现在还没准备结婚，不能草率行事。她这样说，搞得好像我在拿婚姻当儿戏一样，这种有理说不清的感觉真是让人很郁闷。 　　后来我选了一些同珍妮在阿尔卑斯山中的合影寄了回去，这事才算是在父母面前有了一个交待。 　　至于珍妮的家庭情况，我只能将平时同珍妮交谈中得到的信息像我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样进行分析处理后向父母大人简单汇报。珍妮上大学后就搬出来自己住了，她的家在荷兰最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和珍妮相爱后，她从来没有带我去过她家。这并不是因为她的家庭有多少秘密和隐情，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荷兰女孩，她觉得恋爱和同居都是她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向家人请示――只有去教堂宣誓结婚才需要通知家人并得到他们的参与和祝福。 　　 　　说实话，除了这些文化差异带来的小的磕磕绊绊，我和珍妮的相处还是非常和谐的。珍妮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从来不说谎，也不玩小心思，总是很直接地向我表达她最真实的想法，而且，对我的感情也很深。 　　母亲对珍妮怀孕的事非常重视，她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准备到荷兰来照顾珍妮…… 　　珍妮知道我母亲的想法后觉得非常奇怪，她睁大眼睛看着我，说：“你们中国女人怀孕了就不工作了吗？怀孕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弱者呢？” 　　珍妮怀孕期间的状况也的确非常好，连恶心呕吐这些早孕反应都很少有。她一直骑车上下班，怀孕8个月的时候还骑着车东奔西走。 　　珍妮觉得我母亲要来照顾她是多此一举，我只好劝母亲放弃来荷兰的想法。母亲以为珍妮是心疼机票钱，忙向我表示他们自己负担来荷兰的费用。 　　两边都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我夹在中间很是难受。 　　转眼到了初冬，小家伙向我们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B超中我们已经知道是个男孩，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坚持要来荷兰亲眼看着大胖孙子诞生。 　　这次我再也推不了了，再说来荷兰几年了，“娶了妻”，又即将生子，经济上也不算拮据，让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父母过来感受一下异国风情，享享天伦之乐，也是做儿子的骄傲和心愿。 　　我把这些想法告诉珍妮后，她虽然不太理解我父母的想法和我的感觉，但还是同意我父母过来和我们一起迎接儿子的出生。 　　 　　3 　　 　　2005年圣诞前夕，父母提着大大的旅行箱来到了荷兰。 　　我没有车，也没有荷兰驾照，珍妮主动提出她开车去接我的父母。母亲在到达大厅见到大腹便便的珍妮时，高兴得不得了，珍妮也以荷兰的礼节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