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域下的出版转型思考.docVIP

后现代视域下的出版转型思考 　　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是在后现代视域下进行的,它不仅仅是传播介质的转换,而是由此带来的传播范式和思维方式上的变革。 　　 　　要廓清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状况,单纯依靠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虽然能够得出一条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清晰明了的历史线条,却遮蔽了“中国特色”的矛盾性和丰富性,以至于当代很多学者过于粘着于现代性问题,认为后现代与中国现代性确立的实际目标存在时间上的错位。然而,当我们以历史谱系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时,却会得出更为立体多元的结论。从谱系学视角出发,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置于后现代的全球化语境中考察,使其成为全球化后现代时期的组成部分,于是可以看到,处于前现代、现代或是后现代阶段的任何共同体都共时性地附着于这一后现代的世界体系之上,这也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提供了特殊的历史语境。 　　现代性在中国是指自19世纪被西方殖民主义以暴力的方式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后,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而后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又使中国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呈现为一种更为混杂的状态,跨国资本大量涌入、后现代的信息技术为现代化所采用、全球性的大众文化浪潮与“中国特色”进行着体系内的互动交流。因此,当我们以谱系学视角对当下进行重新检视的时候,是无法拒绝后现代维度的介入的。这同时也为本文提供了必要的逻辑起点,进而对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二元范畴作多向度考察,为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托。 　　 　　从原子到比特: 　　后现代媒介形态的文化逻辑 　　 　　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社会伴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步入后工业社会,文化领域也由此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后工业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后现代文化逻辑的衍生提供了现实依据。 　　1995年,被称为“数字革命传教士”的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在他的醒世之作《数字化生存》中为我们描绘了从原子到比特的数字化社会图景。在尼氏看来,工业时代是原子的时代,信息在机器化大生产观念的统摄下以标准化的方式重复生产,并以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原子的形式散发,以原子为基本单位的信息生产使得信息的传播与时间和空间的相关性大大增强,或者说逐渐演变为一种制约性的关系。而在后工业时代,计算机的高度普及为信息的加工、储存和传播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比特替代了原子成为信息的最小单位,从而使信息的传播与时间及空间的相关性大幅度减弱,天涯海角变得近在咫尺。 　　事实上,数字化的革命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信息传输的便捷,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的技术及文化思维方式的变革。比特(bit)作为信息的最小单位类似于人体DNA,尼氏据此将其称为“信息DNA”,“比特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开或关,真或伪,上或下,入或出,黑或白。出于实用目的,我们把比特想成‘1’或‘0’。”〔1〕21早在上世纪中叶,被西方人誉为“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依曼(Von Neumann)就曾指出,人脑细胞对刺激的反应一般表现为兴奋和抑制两种状态,将这种思维过程简化为1、0的数字语汇,就能够使电脑网络模拟人脑神经系统的自然运行机制,由此彰显了数字技术的仿生学底蕴。正如尼氏在《数》的前言中所言:“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数字仿生的最初构想成为弥合虚拟与现实的思想来源,也使人类的数字化生存远景成为可能。如前所述,这种新媒介特质催生了一种被称为后现代的文化症候,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它所具有的以距离感消逝、深度模式抹平、边界融合等为表征的巨大的消解力量,正是比特基因的文化表达。 　　由此可以验证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E.)曾经提出的警世之语“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2〕226,或者可以说媒介真正传播的不是具体的内容,而是其本身的特性;不同的媒介形态是不同的文化体制与意识形态话语的表征,而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由这一视角审视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可以看到,以原子为基本信息单位的纸质出版和以比特为基质的数字出版,因媒介形态的不同而传递出各自的文化生存讯息。 　　那么,我们的出版业究竟应该属于生产原子的制造业还是传送比特的信息业呢?当下的答案应该是两者兼顾,这是由媒介发展史的历史逻辑和“中国特色”的历史语境共同决定的。媒介发展史证明,任何一次媒介技术的变革都不是对“前任”的简单否定,文字的出现并没有消弭口传媒介,广播电视的问世也并没有使纸质书写寿终正寝,时至今日,各种媒介技术仍然共时地存在着。尤其是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特殊语境下,任何事物都在混杂的文化状态中摸索前行。因此,当下出版业所呈现的这种徘徊在“原子”与“比特”之间的矛盾焦灼状态,无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