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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个著名的报告文学名称 报告文学 第五章 与时代文化共振的报告文学 一、时代的报告与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立 报告文学，是属于20世纪的一种时代文学。它在中国文学确定的生成时间，多有争议，不过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报告文学是20世纪才开始风行的一种新文体，是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印刷术的普及和现代报刊的出现，逐渐从新闻报道中脱胎出来的，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正是因为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报道，其写作，往往要求像新闻通讯一样，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刚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及时传递给读者。报告文学“轻骑兵”的效用，需要它一直站在时代的风头浪尖，把握时代的脉搏，贴近生活，传达丰富的时代信息。同时。它的新闻性质素也赋予它强烈的参与精神，优秀的报告文学能够把民众关心的现实情况迅速地反映出来，抓住人的心灵，激发人的斗志，催人奋起，促人行动，从而发挥直接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报告文学这两种特色，使它与所处时代紧密相关，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和尖锐性，所以深受读者欢迎。 从生成历史来看，报告文学与时代重大或重要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譬如，早期重要的报告文学著作《戊戌政变记》和《一周中北京的公民的大活动》，即是记录所处时代的大事件“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①20世纪30年代是报告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创作也是主要关于该时代的工农底层生活、阶级斗争状况以及随后的中日战争实录。阿英说，“报告文学，最初就走了从单纯的事实之探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②。阿英这番话泄露了报告文学与时代文化之间的秘密，也证实早期的报告文学重心在于事实或事件的真实报道。报告文学与新闻的亲缘关系，使其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作新闻通讯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性文体。它的名称也反映出这种尴尬的处境。报告文学定名于1930年代，其名称来源于一个德语词“Reportage”，当时人们除把它译作“报告文学”一词外，还译作“报告”，“报告小说”或“通讯文学”。到了1950年代，随着苏联作家奥维奇金的《论特写》在中国文学界广泛传播，报告文学曾在一段时间里又被称为“特写”。直到1963年，在《人民日报》与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的一次报告文学座谈会上，学界才恢复“报告文学”的经典称谓。报告文学的这种尴尬处境，反映出它还没有被当作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受到人们的尊重，直到1980年代，报告文学被从“亚文学”或“二流文学”的处境才被扭转过来。 不管怎么看，当代左倾政治都是影响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一支破坏性力量。①《戊戌政变记》是梁启超作于1898年、发表于《清议报》；《一周中北京的公民的大活动》发表于1919年《每周评论》上，是一个关于五四运动实况的综合消息。 ②南强（阿英）：《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序一》，《阿英文集》，84—86页，生活·读诗·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在它横行的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严重错乱，各种事业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中国的文学事业同样不能幸免。作为以新闻性为主要性征、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一种特殊文学体式，报告文学更难逃此噩运。自1957年“反右”运动风暴起，报告文学就开始受到沉重打击，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先后受到左倾政治迫害，甚至有的作家因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左倾政治文化对报告文学的钳制，使不少作家抛弃了报告文学尖锐泼辣、催人警醒、令人奋起的文体品质，有意无意地避开反映社会矛盾和社会尖锐问题，迎合流行的意识形态，对生活作“诗意”表现，出现了大量脱离现实生活，粉饰太平的颂歌型报告文学。到了“文革”时期，随着“三突出”创造原则的确立，报告文学充满英雄崇拜、个人迷信的气息，其发展一时几近陷入了绝境。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政治生活迎来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日新月异的环境，促使中国社会进入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一切固有的和新遭遇的社会问题一下子推到了时代的面前，一连串新旧矛盾也在发生撞击，冲击着公众的心理底线，引起一系列社会思考。如何迅速及时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反映这些变化在公众心理上激起的波澜，就成为文学创作所面临的新课题。开放性的历史语境，就使特别依赖时代生活土壤和需要现实创作环境保障的报告文学获得了历史性的创造机遇，新时期报告文学迅速崛起了。 以徐迟197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0期上的《地质之光》为先声，报告文学宣告开始回到文学的正轨。继之两篇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作品《亚洲大陆的新崛起》（黄钢，1918年1月7日《人民日报》）和《哥德巴赫猜想》（徐迟，《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报告文学迅速地吸引了人气。这三篇报告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是运用人物传记加小说的体例，描写了两个知识分子英雄李四光和陈景润。其中，《哥德巴赫猜想》影响最大。这篇作品先知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