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02.pdf

海纳百川 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 中国史地 通史 剑桥 中国秦汉史 02 [英]崔瑞德 鲁惟一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第2章 前汉 政治史的模式 汉代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 在汉之前，帝国政府是试验性的，并且名声不佳；在汉以后，它已被接受为 组织人的正统的规范形式。如果我们相信史料的话，在公元前210年以前， 秦帝国的官员以某种程度的专横、严厉和压制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意志；但到 公元1和2世纪，汉朝的皇帝已能使其权威受到公认的行为准则制约的官员 效忠于他。属于皇帝一人及其官员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变得值得尊重了；虽 然它有种种弱点和不足，或者有时中华帝国被某个外夷所败，但这个形式的 政体毫无疑问地几乎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之末。 帝制理想之被人们接受这一成就的取得，部分地是由于汉王朝事业的成 功，部分地是由于有意识提倡的各种新的政治观念。鉴于所实行的各种行政 实际措施和由帝国体制所提出的伦理要求之间存在着差距，所以乍一看来这 些概念竟能赢得信任，是多少令人惊奇的。汉代与秦代一样，有效的施政最 后都依靠强制手段；但是对比之下，秦代皇帝和汉初诸政治家们满足于从物 质的角度，如版图和武功，来为他们行使的权力辩解，但汉代诸帝很快就从 神意的角度寻求道德和智能上的根据以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追求这类根据 并不容易，也不是短时期能做到的；追求的几个阶段可以说就是这两个世纪 的政治史。到王莽时代 （公元9—23年）和后汉 （公元25—220年），这个 追求的过程已经成功地完成；必要的前提已经建立；哲学理论已与帝国的行 政实践牢固地挂上了钩；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此以后就能坚持说，他们的 权威来自上天无形的神明。 这些结果是在两个世纪的宗教、思想、政治和经济等问题的争论过程中 取得的。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态度，它们导致了涉及这些紧密相关的问题的前 后一贯的政策。同时，态度和政策的不同又与当时有权势的男女们之间的争 执的更深的主因交织在一起。这个主因表现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还表现在涉 及后妃及其亲属的恩宠、权力和特权的事情上。因为政府的主要官员往往是 某个后妃的祖父，父亲和弟兄；这些人的政治命运和他们的政策的结局经常 与他们宫中的近亲受宠的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这两种态度可以分别称之为时新派 （modernist）和改造派 （re- formist）。它们不完全等同于有时称之为 “法家”和“儒家”那样的学派， 这只是因为在公元开始前的两个世纪中两个学派并不是以分离的、有明确界 限的实体出现的。此外，使汉代政治家产生分歧的问题与后来成为区别法家 和儒家思想的标准的分歧问题根本不一样。 时新派的政策产生于秦之统一中国和根据商鞅、申不害和韩非的原则对 ① 帝国实施的吏治之中。 它们的目标是有效地利用国家的资源，以使中国富 强；它们从物质的角度去构想其目标，着眼于现在或将来，而不是过去。在 时新派政治家的指引下，汉代诸帝继续尊奉曾为秦代祭祀对象的同样的神— —帝；他们满足于根据战略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联系来选治理天下的都 ① 关于这些思想家，见第1 章的 《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城；他们用赏与罚这两个施政工具来鼓励为国效劳，或遏制犯罪和不同意见。 这些政治家设法控制和协调汉代的经济，采取了诸如管理铸钱，国家监督盐 铁专卖和中国以剩余产品交换进口货的措施。他们急于把汉代的行政势力扩 大到比以往更为广大的领土上，因为他们希望这样就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和力 量，把潜在的敌人赶离中国从而排除入侵或受袭扰的危险。因此，时新派的 对外政策是积极的和扩张主义的；它取决于发动深入中亚或西南的远征的准 备状态。 汉帝国在其第一个世纪，在许多方面贯彻这些政策，并进行了修改或补 充。到公元前100年，时新派政治家的成就达到了顶峰；国内的风气和纪律 也许已达到了汉代的最高水平；新型的官员有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 制；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