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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学批评 第一节 概述 一、清代的文化背景 1、文化专制 2、朴学兴起 二、清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总结 1、小说评点 2、戏曲理论 3、诗文词理论 第二节 清代诗文理论批评 一、王夫之的文论 二、桐城派的文论 三、叶燮的文论 王夫之的文论 一、科学地总结情理之争 二、“情景”说 三、“现量”说 四、诗歌欣赏方面的见解 一、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别号夕堂，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明亡，起兵衡阳抗清，失败后退居著书四十年，意在总结明王朝覆亡之教训，对中国古代哲学与诗学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批判和总结。博通经史，思想深遂，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一生著述颇多，有《姜斋实话》、《周易外传》、《宋论》等，后辑有《船山遗书》。 王夫之不仅是一位哲学大师，也是一位美学大师。他建立了一个以诗歌的审美意象为中心的美学体系。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总结的形态。 一、科学地总结情理之争 古代“言志”说和“缘情”说的不同 宋元以来的情、理之争（宋诗受理学的影响，重理而不重情；严羽强调诗歌主情而反对说理。） 明代以来李贽、公安三袁强调文学应当表现“真情”而反对“假理”。 从文学批评史看，主张言志、载道的偏向主理一派，往往强调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而忽略诗歌的抒情本质和审美特征；主张缘情、抒写性灵的偏向主情一派，往往对诗歌情中有理的方面认识不足，并对情缺乏积极的引导。 王夫之既强调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感情（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之至），又不否定诗歌中也有理（王敬美谓：“诗有妙悟，非关理也”。非理抑将何悟？）。只是诗歌中的理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理而已（经生之理，不关诗理，犹浪子之情，无当诗情）。这种对情理关系的认识，避免了片面性，更为科学也更加稳妥，从而对争论了数百年的情、理关系作了比较圆满的总结。 “诗道性情”与“兴观群怨”论 《明诗评选》：“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 《四书训义》卷二十：“诗之泳游以性情，可以兴矣；褒刺以立义，可以观矣；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群矣；含其情而不尽于言，可以怨矣。” 《诗绎》：“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 二、“情景”说 王夫之的诗歌创作理论特别注重意境的创造。他认为诗歌意境的构成莫不由情、景两大元素构成： 　　 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 　　 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 ——《姜斋诗话》 《姜斋诗话》卷二：“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宫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耳。” 《唐诗评选》卷四：“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 《古诗评选》卷五：“写景至处，但令与心目不相睽离，则无穷之情正由此而生。一虚一实，一景一情之说生，而诗遂为阱为梏为行尸。”  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中的情、景是彼此互相依傍，缺一不可的。他更进一步深入考察，提出诗歌中情景结合的方式有三种：其一是“妙合无垠”，结合得天衣无缝，无法分别，这是最高境界，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是比较难的；其二是“景中情”，在写景当中蕴涵着情，如李白的《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其三是“情中景”，在抒情过程中能让人感到有景物形象在。总之情景互相融合才能构成诗歌的意境美。 三、“现量”说 王夫之在其研究佛教唯识宗的著作《相宗络索》中这样解释现量：“现量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 在诗歌的创作上，王夫之强调主体创作过程的当下性与自发性，他借用佛学的范畴提出了“现量”说，根据教材的论述，简言之，诗歌创作中的“现量”说有现在义、现成义、显现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