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侵权案--一起返还产权证之上诉案.doc

物权侵权案--一起返还产权证之上诉案 ?　　案件事实 2007年重庆某大学教职工在选购本校内“新建集资房”时，应重庆某大学要求，除了提供身份情况外，还要提供之前的其他房屋产权证(该产权名为“新苑小区”)，以备相关部门对教职工购房资格的审查。 　　在“新建集资房”购房程序结束直到教职工入住，重庆某大学也没有将教职工提交的房屋产权两证(即“新苑小区”产权)返还给教职工。教职工以所交付的产权两证仍属于自己所有，重庆某大学无权永远占用为依据，起诉到北碚区法院。 　　一审法院以教职工交付房屋产权两证系履行合同行为为由，判决驳回教职工的诉讼请求，为此，教职工不服，上诉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我作为重庆某大学教职工的代理律师，针对一审判决，发表了以下上诉观点： 　　一、一审法院超出教职工的诉请范围，在重庆某大学没有提出反诉和另案起诉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审理和判决。 　　(一)重庆某大学合同履行之主张与教职工物权侵权之诉分属不同的“诉请”。 　　教职工的请求是基于物权之权利，是教职工以自有产权的涉案房屋产权两证被被告无理长期扣留，妨害权利人行使物权，形成对原告的侵权行为，故提起诉讼。而重庆某大学的请求是基于“产权转让”债权之权利。教职工的物权早已形成在先，且至今仍然存在(产权部门的登记的产权人是原告)，而重庆某大学是否享有对涉案房屋的债权，仍争议不下，悬而未决。 　　因此，重庆某大学的债权关系，与本案的物权之侵权关系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请求，重庆某大学的请求，当属“新的诉请”，应当另案处理，在重庆某大学没有提起“反诉”和“另案起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完全围绕重庆某大学的请求进行审理，为程序错误。 　　(二)本案诉之标的物为“产权证”，而非“房屋产权”。 　　重庆某大学举示的大量证据，如《购房协议》、《购房方案》、《选房须知》等都是围绕“产权回收”，即，将教职工的产权转让给重庆某大学，因此，重庆某大学所称的合同履行行为的合同标的物当属“产权”，而非“产权证”。 　　即使教职工交付涉案产权证是“产权回收”合同履行中的一部分，因合同的最终目的是“产权回收”或“产权转让”，交付产权证也最多是基于“产权回收”之合同义务而产生的附带义务，况且，产权证因不具有“物”的价值，不能成为合同履行的标的物。在“产权回收”之合同权利义务未经另案处理的情况下，交付产权证强行作为本案的反驳理由显然是错误的。 　　(三)一审法院的权利确认之审理不仅超出本案的审理范围，是对教职工诉权的严重践踏，更违背法律之规定。 　　1、从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即“财产权属纠纷”及判决所依据的审理观点“被告基于合同的履行而占有原告的有关权利证书，属有权占有、、、、、、”来看，一审法院将本案审理的重点放在“确权”之诉中。而本案教职工的主张是要求返还产权证，停止侵权行为，是教职工对其物权保护而提起的侵权之诉。 　　2、按照其审理思路，如果是对涉案物权的确认，那么，在产权部门对涉案房屋产权的登记主体仍是原告的情况下，物权的主体当属原告，而非被告，此为不容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此也予以认可)，无需审理。 　　如果是对产权证归属的确认，因产权证是产权人行使物权的重要凭证，与物权具有不可分离性，分离则毫无价值。在产权仍属于原告的情况下，产权证也理应属于原告，是教职工物权完整性的保证。一审法院对产权证归属的确认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将产权证确认给被告更违背了法律之规定，是明显的错误认定。 　　二、一审法院错误理解法律，对案件法律关系认定错误。 　　(一)一审法院将产权证与产权相分离，而认定重庆某大学享有对涉案产权证的“占有权”的认定不仅曲解法律，更是对教职工物权权利的侵害。 　　即使原、被告之间存在关于“产权回收”之合同关系，产权证作为物权的证明凭证，与物权不能分离而单独作为法律上的“物”，其并不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功能。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依法登记的房屋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 　　因此，教职工为了其物权的完整性，依法要求重庆某大学返还产权证，停止对物权的侵犯，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一审法院错误理解相关法律，将产权证作为单独的“物”，而认定重庆某大学享有对该“物”的占有权，是明显的审理错误。 　　(二)在物权仍然属于教职工的情况下，在重庆某大学没有提起合同之债诉讼的情况下(况且，其合同履行之说并不成立)，在产权部门没有对涉案产权进行变更的情况下，教职工的物权之权利优先于重庆某大学债权之权利，此为物权优先于债权。 　　三、即使按照重庆某大学即西南大学和一审法院的审理思路，本案教职工交付两证是在履行合同(此主张一审法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