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谁而鸣创作笔记.docx

1　　2004年3月，我们正在《丧钟为谁而鸣》紧张的后期制作中，忽然一个风中的午后，有一个电话告诉我们，周锡卿先生去世了。　　周锡卿曾经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是盟军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组的翻译，也是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内弟。　　2003年夏天，我们联系到了这位老人，这让我们很高兴，因为，曾经参加过1946年东京审判的人已经很少了。　　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对这位87岁老人的采访却意外地困难，对于过去的往事他已经记忆模糊而混乱，而且听力也已经十分衰弱，只好由老人的两个女儿陪着，我们问一句，老人的女儿对着老人的耳朵大声重复一句，老人艰难地回忆着，思索着，然后慢慢说一句。　　我得承认，那是我经历过的采访中最艰难的一次。　　看着老人的艰难，真是心疼。遥远的叙述时断时续，话语缺乏逻辑联系，曾经的生动变得艰涩，在最终剪辑的片子中，老人的访谈总共也就只用了几十秒时间。　　这是一种遗憾，而且，流逝的岁月无法挽回。只是我们怎样也没有想到，老人走得这样快，再见到的时候，竟是在灵堂中的最后告别。　　2　　毫无疑问，在开始接受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题材，而且，这样的选题哪怕再难也自是义不容辞的，抢救并挖掘那些历史深处中的细节刻不容缓。　　随着调研和采访的深入，我们知道，那些曾经参加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当事人与亲历者越来越少了，应该竭尽全力挽留那些弥足珍贵的活历史，尽管回忆经常是支离破碎的，但鲜活生动的往事叙述是无价的。　　而我们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却始终忽略了那段历史的珍贵内涵。　　《探索·发现》栏目的制片人王新建给了我们强有力地支持，他的观点简洁明快：　　努力做吧，这段历史很好看。　　3　　在最初搜集资料的时候，我们差点儿误入歧途。　　老实说，国内研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资料不多，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更是凤毛麟角，这为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有一天，编导张焰忽然兴奋不已地冲进办公室，手里挥舞着一本刚刚出版的书说，找到了！找到了！　　是一本描写有关东京审判的书。　　我们立刻开始研究，并且按照书中的线索联系相关事项。　　但是，很快，我们就碰壁了，许多人回答说，他们从来不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或这样一个人。直到我们费尽周折联系到那部书的作者，他才告诉我们，他作品中的许多人物是虚构的。　　4　　所幸的是，我们很快就寻访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曾经参加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亲历者，97岁高龄的倪征燠。　　生于20世纪之初的倪征燠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也是新中国首任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的大法官，一生充满传奇，特别是他临危授命，奔赴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中力挽狂澜于即倒，锋芒相向，才华横溢地击败了那些日本被告，这被传为英雄史诗。　　2003年初春时节，我们去见老人，当我握住他的手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那是握住了整整一个世纪，握住了一段人生传奇。我们尤其感慨的是，老人的身体很好，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从容澹定。　　我们先是做了一些简单的访问，并且随机拍摄了一些老人的活动画面和谈话，原本打算请老人做些准备，然后我们再从容地拍摄大段落的访谈。　　岂料真应了那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不久，老人忽然患病住进首都医院。我们从老人的女儿倪乃先那里得知，倪老的病不重，过些日子就会好的。我们说，所有的拍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只要倪老可以采访了，我们招之即来。　　但是，倪老的病却越来越重，我们束手无策。当我们再见到倪老的时候，已是在哀乐低回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灵堂里。　　5　　有太多太多的遗憾让我们无法释怀：　　当年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他到东京的时间最早，担负的任务最重，做的工作最多，承受的压力最大，但从东京回国后，却没有写过哪怕是简短的回忆文字，而且，早已过世，没有留下什么资料，连照片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张；　　从东京带回来大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资料的高文彬，在纷乱的岁月中，高文彬根本无暇顾及，他被无辜地牵连到一桩莫名其妙的案子里蒙冤20年，等到平反昭雪的时候，他已经成了白发苍茫的老人，而那些珍贵的审判原始资料早已不知所终；　　原本已经越洋联系到了曾经作为中国记者报道东京审判的资深记者赵浩生先生，他非常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愿意讲述他直击审判台前幕后的种种细节，但是，2003年意外的“非典”令赵浩生先生原本打算回国的计划被延宕了；　　我们还计划采访日本的东京审判研究专家粟屋宪太郎先生，他是一个客观审慎的学者，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进程做了许多深入细致客观公正的研究，但是，由于时间、经费等种种原因，使我们无法成行；　　本来我们希望能采访到参加审判的其他国家的法官或者检察官，但经过调查，他们几乎全部作古了……　　6　　幸好我们找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的儿子梅小敖。他的深邃和真诚给了我们莫大帮助，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