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制度变迁.doc

强制性制度变迁、意识形态与经济效率 —— 一个关于强性制度变迁的二难及其选择 西北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99级 岳永 内容提高：本文通过对强制性制度变迁条件下，制度与意识形态关系及其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展开分析,发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始终将面临政府及制度本身权威性消弱与经济效率损失之间二难选择。最终得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损失效率的结论。文章在最后还就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损失效率和制度供给不足损失效率的矛盾及其解决方面，做了一些有参考意义的分析。 关键词：强制性（诱致性）制度变迁 意识形态 经济效率 制度供给 一、引言 陕西省周至县（属西安市）地处秦岭北麓，关中平原。系我国弥猴桃主要产地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弥猴桃产量超过了世界产量的1/3。随着90年代弥猴桃做为一种新兴水果国内国际市场的打开，一种可使弥猴桃单果增重近50%的激素性农药“膨大剂”也就被果农普遍使用。人们没有料到的是，使用“膨大剂”的弥猴桃果个大，产量高，但同时也使得弥猴桃品质变差，并产生了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在1999果品销售期，许多外销弥猴桃因质检不合格被退回了当地。为此，周至县政府在2000年采取强硬措施和制定有关处罚政策，禁止果农对弥猴佻使用膨大剂。但这些强制性措施没有使事情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糟。2000年全国弥猴市场价格仍居高不下，而当地弥猴桃却因为没有使用膨大剂果个太小，使严格执行政府政策的果农利益受到严重损失，而一些很少一部分当初拒绝和逃避政府管制的果农大获其利①。事实证明，周至县政府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失败的。 一般认为，农民对科技推广（如上述对人体有害膨大剂的禁用）和对政府政策（如周至政府的措施）的拒绝和拒不执行，是由于农民素质过低导致的非理性的行为造成的。而上述例子告诉我们，果农是理性的（个别拒绝使用膨大剂者获利），而许多“理性的”接受了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人们却遭到了损失。因此使我们不得不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率产生怀疑。 同时，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变迁来矫正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制度属于公共产品的缘故，仅靠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供给将是不足的②。由此可见，强制性制度变迁似乎又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备择假设及研究方向： 1．如果强制制度变迁是可能有效率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解释上述失败出现的原因，并且确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率区和非效率区； 2．如果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损失效率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 二、假定 关于影响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的确定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马克思：社会物质技术条件决定制度（生产关系）变迁； 2．诺思：意识形态决定制度变迁。 从科学性角度而言，意识形态的解释容易将问题引向唯心主义，并且缺乏说服力；马克思的社会物质条件决定论更具科学性③。但从研究的可操作性角度而言，由于（1）社会物质技术条件变动的偶然性；（2）短期内我们无法直接确定社会物质技术条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因此我们选取了意识形态——它们对社会物质技术条件变迁的一种客观反映——作为中间变量（显示性变量）④。由于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技术条件变迁的强相关性，本文也就用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关系之间研究代替社会物质技术条件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定（如图1所示）： 1．从长期而言，意识形态（ideology，简写为ID）变迁是线性的，一直缓慢的向着节约交易成本方向发展（具有弱弹性）。 2．由于制度本身是刚性的，从而导致强制性制度(institution，简写为IN)变迁是非线性的（因为政府政策不可能完全意义上随现实的任一微小变运而变动），它在意识形态附近呈跳跃性变迁。 3．意识形态和制度之间贴近度越小，分歧越高（表示在图上即二者之间距离越小），制度的经济效率就越高。 三、分析及结论 （一）如果制度越接近于意识形态（要求）经济效率越高的活，那么是最有效的制度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条件：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长期一致性： 第二条件：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短期一致性： 其中第一条件为必要条件，第二条件为充要条件。如果满足第二条件的话，必然满足第一条件，处每个短期内的一致必然意味着长期一致。但是第二条件（如图2所示）是很难满足的，满足第二条件则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每一微小变化必然的要求强制性制度变迁与之紧密跟随（将IN条件放松为IN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渐进改革，IN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渐进改革的一种极端状况），这对于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府而言是困难的。 其一，政府不可能收集到意识形态变化的全部的详尽的信息。 其二，即使政府可能收集到意识形态变化的全部的详尽的信息，官僚系统的反应的时滞也决定制度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