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_宗教比较.ppt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文化现象。“人的宗教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们对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则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和核心的一部分。”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至今仍然是构成不同地域和民族独特文化形态的重要因素。我们要深刻认识不同文化的差异，就不能不关注这个领域。了解属于人类精神现象的宗教，认清其在不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比较文化的重要领域之一。 中西方文明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宗教形态，拥有不同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经验。按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人类迄今已形成了东西两大系列六种高级宗教，包括东方系列的印度教与佛教和西方系列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事实上，这一概括并不能涵盖中国汉民族的信仰状态。由于历史、民族、文化传播与影响等诸多因素，每个文明内部都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态度和宗教体系，所谓高级宗教也包含不同的教派，致使这个领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鉴于此，本章只能将比较的目光集中于东西方在宗教这一神秘且复杂的精神领域表现出的一些具有倾向性的典型特质，选取的样本则是中国和西方文化各自所孕育出的对构筑现今人类精神世界发生过巨大作用的具有不同的观念体系和信仰体验的几大人文宗教。 有研究者指出，当时的人们渐渐意识到神的世界并不能干涉人的现世生活，虽然在一般信仰层面并未否定神，但不少开明之士明确排斥神秘因素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这一时代引入注目的现象。而且，在春秋后期人们对神灵和神灵祭祀的信仰已经衰落，知识人对祭祀不再从宗教信仰来肯定其必要性，而是从祭祀的社会功能来予以肯定，对现实社会及政治的关注远胜于对神界的关注。与西方基督教神权或大于王权或与王权抗衡、哲学沦为神学婢女的状况不同，中国的宗教信仰一直让位于儒家思想，成为圣王王道的附庸。 我们以中国早期信仰体系当中“天”这个观念的转变为例。据考证，“天”这个观念在夏、商、周三代就有了。“天”是宇宙自然力量的体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到了儒家思想当中，这个观念发生了转变。儒家强调人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天，契合于天，要去践行天的意志，成为天命的承担者，即所谓“天人合德”。靠的是什么？是意志自足的君子人格：“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君子人格怎么来的，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个体人格与历史王道的合一。 于是乎“天人合一”，天就成为了社会人伦秩序的化身：天人同体，天人同序，天人同质，天人合一。在这里，“天”不再是自然宇宙力量的体现，而成为了一个人格理念。这个理念是靠人的方式得以理解和阐释的，永远与现世的人伦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天道”与“人道”实际是一个道，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儒家君子修、齐、治、平的尺度，是自身内在所具有的人格标准，并非来自一个超越的“天”。 中国文化的这种基本气质，集中体现于儒家思想。儒家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做人，即所谓修身的哲理和实践。修身靠什么？靠的是文化教养，即在道德上脱离野蛮状态，强调“克己”——控制情感、保持礼仪风度、举止适当，并且排斥巫术。这样一种理性化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巫术盛行的后期，个体巫术逐渐减少，公共巫术逐渐增多，宗教渐渐取代了巫术，巫师的地位逐步为祭司所取代，巫师的巫术活动最终演变成为祭司的祈祷献祭职能。 我们可以把夏以前称之为巫觋时代，发展到殷商时代，宗教已经开始理性化，上层宗教已经是祭司形态从而与下层的巫术活动相分离，巫觋活动转变为祈祷奉献，到了周代这种祈祷奉献的规范——礼得到了定型。西周的礼乐文化所贯穿的精神就是《礼记》中所规定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四项基本原则，其整体功能是指示现世的人伦秩序，而不是超世的祈福。通过周礼的建立，宗教摆脱了多神论的自然宗教状态，最高的存在与社会价值已经开始相互指涉——价值理性得到了建立。这是一条由巫觋文化发展到祭祀文化、再发展到礼乐文化的“祛除巫魅”的理性化道路。 “祛除巫魅”，就是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禁忌主义，宗教的着眼点不再只是原始禁忌所关注的人的行为，而是人行为后面的动机，于是伦理化的“德性”观念就产生了。从此，社会性的人际规范——“礼”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心，最高的存在也不再是神秘的和交感的，非理性的生命体验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中为人文规范所压倒。 跟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很少讨论彼岸和来世，很少论证上帝的存在，从儒家、道家、墨家几个大的哲学流派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国哲学各流派尽管不同程度地承认天命观，但基本上不系统讨论彼岸世界的问题，不系统论证一个人格化的神的存在问题，更没有树立一个主宰世界的人格化的神，也没有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