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行为的逻辑.ppt

人情、面子与权力再生产 什么是情理社会 人情交换的含义及其类型 人情引起的权力再生产 结语 一、什么是情理社会 我们首先将中国社会预设为一种情理合一的社会,从而使此种社会中发生的人情面子全然不同于西方人的类似心理和行为。在中国社会,我们在经验中便可以发现大多数人的办事和处世原则既不会偏向理性,也不会偏向非理性,而是希望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和调和。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先从这一预设开始讨论。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中的“情”不同于我们后来所讲的人情,其含义是人之常情和性情,诸如: 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仪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礼记·问丧》) 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礼运》) 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礼记·礼运》) 从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儒家所讲的人情同心理学里所讲的情绪和情感没有什么区别,其原意是指人的天然和自发的感情,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礼记·礼运》)。但是随着儒家对伦理的重视,中国人后来所讲的人情已不再指人的本能情感。也许儒家认为这种意义上的人情是随心所欲,没有节制或放肆胡来的,必须在一种符合社会之义理的路线上限制人情,从而实现了人情的内涵从心理学认识向社会学认识的重要转化。 如何让这些感情在一个人的生活中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呢?儒家认为这其间需要有一套做人的规则来调教,这个规则在儒家看来就是“礼”。所谓“克己复礼”的意思就是要人克制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的感情不要随意发泄。 这样的社会对做人、做事及其判断不是单从理性的、逻辑的思维和条文制度规定的角度来考虑,还从具体的、情境的和个别性来考虑。所谓“合情合理”、“入情入理”、“通情达理”、“酌情处理”和“情理交融”,或“于情于理如何如何”的意思都是希望人们做人做事时兼顾情和理。得理不让人是不对的,太感情用事也是不对的。虽说理是整体的、普遍存在的,情是部分的、个别的、特殊的,但两者之间这种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没有孰轻孰重的意思,重要的是学会在其中取得平衡。 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时注意到:“情理法兼顾”或“合情合理合法”,这两个常用语正表达着一个十足的中国式的观念:情、理、法三者合起来,通盘考虑,消除互相冲突处,才是理想的、真正的法律,但是三者中的任何一者,是不可以作为完整意义上的法的。此即三位一体。 一是如果情与理处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那么任何一种对所坚持的理的放松和退让都意味着理不再为理,而受到了情的干扰,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要重视理的作用就得同一切非理(情)的因素划清界限 。 二是平衡的含义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和分寸,并没有一种客观的尺度。它是个人心理的(所谓假设人心本善而具有的良心)东西,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喜欢讲的“人人心里都有杆秤”。 表面上看这句话中包含着一种公道自在人心的意思,而实际上这杆公平秤是由情谊或亲密的程度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成为“公秤”的可能性最小,成为“私秤”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作为公秤,我们或者要有一套共同的情感或者要有一套大家必须认同的法规。后者显然是太理性化了,中国人认为不可取,而前者的复杂性在于这个感情基础在哪里。 假如“仁”的本质是等差之爱,社会关系是差序格局,生活单位是家族主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找到。因此中国人所讲的人情,是一种私交状态下的感情,即所谓交情或私交。但中国社会在礼的潜移默化下也不会全然不顾天理,更不轻易伤天害理,因此无论什么情况发生,在情与理之间总是存在着回旋的余地。 那么公共的情感在中国社会是否完全不存在呢?也不是。它的存在基础就是由将心比心而来的同情心,同情心是推己及人的结果,即是将自己的“徇私情”合理化为“哪个”都免不了有求人的事之共同感情。所以中国人在为自己的私情辩护时往往会说: “谁不会遇到点难事”, “谁都有难处”, “谁都有落难的时候”, “谁都会有在人屋檐下的时候”等等,从而用将心比心的方法获得了一种普遍主义。 可见,中国人的人情总是以特殊性始而以普遍性终,能够实现用自己的私情换来他人的同情。有趣的是,即使以上这种从特殊到一般的推论本身在知识社会学上也得接受符合情理的演绎方式,非严密而纯粹的逻辑可以推导出来的。 二、人情交换的含义及其类型 当人情中含有了理和义的成分后,人情中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结合出来的原则就是《礼记·曲礼》中所说的:“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但如何把握这个原则,就要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情况来定了。而且在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原则。 中国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