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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异同。 西汉初年，汉代儒家经籍中有两种写本：一种是汉初学者根据前辈学者口传，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写定的写本，称今文经；一种是景帝以后陆续从古旧屋壁中发现、从民间搜集到的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写本，叫古文经。西汉前、中期，今文经学独盛，西汉晚期，古文经学兴起。除了字体的异同之外，篇目的多少，一篇之中文字的多少和用字也不同。这是双方分歧和斗争的基础。但是今古文经学形成长期对峙的两大学派，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双方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上，在依据的材料上，在对史实的解释上，以及在研究原则和方法上，都存在很大的分歧。 第一，对孔子的态度上，今文学家认为，孔子是天生圣人；而古文学家则认为孔子是三代文化的收藏者和保存者，是儒林祖师。 第二，对六经的认识，今文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是孔子思想所托，是王道之大纲；六经的顺序应该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家则认为，六经是三代文化典章制度以及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忠实记录，故六经的顺序应该按时代排列：易、诗、书、礼、乐、春秋。在对六经的来源上，双方也存在严重的分歧。今文家认为，古文经来源不明，有作伪痕迹，疑点甚多，是异端之学。古文家则认为，今文经经秦火之余，学残文缺，今文家信口说，抱残守缺；而古文经则是先秦旧典，完整无缺。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今文家注重微言大义，所以发展为章句义理之学；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 古文家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疏通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释，所以发展为名物训诂之学。今文家多徒腾口说，主观武断，强经就我，古文家实事求是，学风简明。 《五经正义》 古代经书流传到唐代时，因版本差异、传抄讹误等原因，存在着不少异字别文。而那些注经释义之作，又各持己见，多有歧意。解经者为了阐明自已的主张，往往不惜笔墨，详作解释，致使字多文繁，冗杂难读。贞观年间，孔颖达等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编撰《五经正义》所谓正义，即对经书原有的注释再作注释，以统一异说，便于阅读。《五经正义》将经与注集而为一，分别注释。先释经，后释注，广征博引，采选众说，并对各派经学家的见解进行了协调折衷。五经正义》颁布之后，即作为官方的定本而被各界接受，—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儒家经典注释本。赞同“经学即心学”。其经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六经皆史”。王阳明极力反对繁文传注，认为经即史，经本身反映的就是儒家史学意识。他主张抛开《大全》一类著作，回到原始五经上来，正确体会儒家经典中的“道”，发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 “圣人之学，心学也。”认为经学的旨趣就是对“道”的体认，把握社会与人伦的基本法则。经学应该以关心社会和人生为目的，特别要突出关于人伦道德主题。 “主张日用”与“主观臆断”的经学方法。他提出，治经的功夫必须要放在日用生活之间，学以致用。通过经的学习，达到锻炼、陶冶培养身心的作用。王阳明还认为，六经就是“吾心之记籍”，因此应当根据吾心的良知去发明经的意蕴。学经必须求得本体明了，必须先明了自我本心的天理与圣人之心的天理和经书中的“常道”是一致的，不必外求。 王阳明的心学原本是为了矫正程朱理学的僵化之弊，以维系人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但是，阳明心学将“天理”移植到人的心中，把一切外在的天理、天命之性都转化为内在心中的感性欲求，认为天理便是人欲，天心便是人心，充分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高扬了人性的主体意识。这些观念显然是与传统的价值观相悖的崭新的思想要素。特别是它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迷信，在客观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这样，阳明心学发展的趋势，就正好走向了与其主观愿望相反的历程，引发了宋明理学的解体。特别是王门后学发展成为与正宗“圣学”相背离的异端之学。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内容和意义 内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 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 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 四、刘歆欲弥逢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 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意义：《新学伪经考》不是一部一般的辨伪之书，而是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对古文经学发起总攻击，并借以鼓吹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著作。该书用考证的方法说明自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典，多出自刘歆伪造，不是孔子的真谛。该书以考证辨伪见长，在考辨古籍方面有独到之处。《新学伪经考》对后世影响极大，二十世纪的“疑古”、“辨伪”之风，就是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