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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繁荣的原因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困境与机遇浅析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困境与机遇浅析 报告文学的巅峰是20世纪80年，在90年代陷入低迷，这既是事实，也是共识。对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的看法不仅众说纷纭，而且反差巨大，总结一下主要观点有三： 一是“报告文学重新成为文坛和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种重要文体”[1]，“报告文学在新世纪成为一种强势文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目前的文学格局看来，它事实上已经显示出了某种强势”； 二是当下报告文学的复兴和繁荣不过是种错觉，其已“被挤在了边缘的边缘动弹不得，呼吸困难”，“报告文学的复兴在明天，这仍是迫切的希望”[2]；三是报告文学“既文学又非文学，既新闻又非新闻的本性特征，客观上造成了社会接受的价值障碍。现在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们有必要将它交还给历史”[3]。 笔者认为，生命的体征需要医生判断，对报告文学的评价和判断是批评家的事，作为报告文学写作者，最关键的是如何写出优秀的、令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写出好的作品要握准时代与报告文学发展的脉搏，要了解受众的需求和传播渠道，要在你包围我，我包围他的重围中寻找到突破口。 一、 报告文学的文化生态化 现实对报告文学来说犹如三九的艳阳天，阳光灿烂，寒风凛冽。 新世纪是一个发展的时代，一个阵痛与快感、阳光与阴影并重的时代。从选题与写作角度上讲，这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前几代报告文学写作者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素材“得来全不费工夫”，俯拾即是。如腐败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金融问题，国民信仰问题、道德重建问题等等，等等。从这点上看，可写的东西多如牛毛，写作者却寥寥无几，可谓僧少粥多，供大于求。 从受众方面看，这是一个信仰与精神缺失，心灵被物欲淹 没的时代，是喧嚣与浮躁的时代，国民的心难以在文学的土壤生发根须，阅读时间远比孔乙己囊中还要羞涩。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新世纪以来，书报刊阅率持续徘徊于低谷，2007年，我国识字的成年人均年阅读图书4.58本，人均阅读期刊7.4册，人均读报88.8份[4]；2008年人均年阅读图书4.72本，人均年阅读杂志约8.2本，人均年阅读报纸约88.6份[5]；2009年，人均年阅读图书3.88本，期刊6.97册，报纸73.01份。“2009年，我国18—70周岁识字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长为14.70分钟，人均每天读报时长为21.02分钟，人均每天读杂志时长为15.40分钟，人均上网时长为每天34.09分钟，人均通过手机阅读的时长为6.06分钟。”[6] 在如此贫乏的阅读时间里，有多少分配给文学？没有统计。文学的写作者心知肚明——可怜得很。对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文学作品的目的基本上是娱乐和消遣，尚未达到欣赏的水平，据AC尼尔森一项必威体育精装版调查表明：“每个月，中国家庭要看156个小时电视，要消耗27个小时泡在网上。其中，接近一半的家庭，喜欢边上网边看电视。”文学的娱乐与消遣功能已被电影、电视剧所取代。 书报刊等传统媒体是文学生存的土壤，阅读率的下降意味耕地的减少，意味着被边缘化，也意味文学被受众遗弃。 报告文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报纸登陆中国而诞生，其最初是散文与新闻融合的产物。范培松与程桂婷认为，报告文学得益于印刷业的发达、报刊业的兴起，出身于新闻，但比新闻走得更远。 报纸不仅是报告文学成长的摇篮，也是报告文学传播的“高铁”。遗憾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报纸刊发的报告文学逐年减少，进入新世纪后已拒载。这对报告文学来说是一大灾难。在文学的传统传播媒介中，报刊均不属于大众传播媒介，仅有报纸是。几年来，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报一年刊发三五篇报告文学，或连载一两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往往标注“纪实”)之外，在其他报纸均已见不到报告文学的影子。 报告文学被报纸拒载，在期刊也遭受冷遇。上世纪80年代，发表报告文学的期刊甚多，不仅拥有报告文学的重镇《报告文学》《文汇月刊》《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而且其他文学期刊、文化综类期刊、体育期刊也将报告文学作为重点稿件。新世纪以来，除《中国作家(纪实)》版之外，仅《北京文学》坚持每期发一两篇。报告文学偶尔其他文学期刊露脸，也像“拖油瓶”似的敬陪末座，而且这类报告文学基本上是广告文学，不仅与文学不搭界，跟新闻亦不搭界，只跟钱搭界，不是为官员歌功颂德，就是给企业家或个体医生做广告。 报告文学不仅在媒介被边缘化，也被文学边缘化了。准确地说，作为非纯文学的报告文学始终没进入文学的核心层。小说家和评论家几度对报告文学的文学属性提出质疑，认为报告文学是不伦不类的“杂种”，应该被清除门户，以净化文学。 目前，中国文学是以小说为核心的，这一点在全国性奖项设立上已充分体现，长篇小说设有茅盾文学奖，中短篇小说设有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等文体的全国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