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doc

重評明末“封建與郡縣之辨” 2015-02-04 13:34:52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 王家範 一、 　　長久以來，有一種以訛傳訛的“歷史成見”，認為上古希臘羅馬一開始就是“民主與共和”之源，而古代東方卻先天性地陷入“專制統治”的陷阱（註：這一誤解或許與亞裏士多德《政治學》中的一段話有關：“君主政體的另一屬，其權力類似僭主（專制）。常常見於野蠻民族（非希臘民族）……因為野蠻民族比希臘民族為富於奴性；亞洲民族又比歐洲民族為富於奴性，所以他們常常忍受專制統治而不起來叛亂”，第159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譯本。 按照亞氏對“古代歷史”的認識，認為“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體）所以適於古代。因為賢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而後逐漸產生“立憲政體”、“寡頭（財閥）政體”、“僭主政體”、“平民政體”。自然這主要是針對那時以地中海為中心歐洲歷史而言的。參上書第165頁。）。 中國人接受這一看法，最初起於近代“落後情結”的刺激。當時學界接觸西史有限，作為中西比較簡單化時期的產物，尚不足為怪（註：盡管在西哲的政治學、歷史學著作中確有類似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但若細讀亞氏《政治學》、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洛克《政府論》、盧梭《社會契約論》等名著，他們對歐洲上古、中古出現過各種政體的歷史分析，就不難明了歐洲歷史上也存在過多種政體並存與演進的局面，與非歐地區歷史總體上也無甚大異。上舉諸書，稍後我將會議論到，詳後。）。可是直到現在，“專制主義自古就有”的觀念在通史著作中仍有市場，就有點不可思議了-- 　　史實昭然。在中國歷史上，君主“獨制”（註：考察春秋戰國諸子之說，儒法兩家都主“君主制”，然儒重“親民”，而法倡“尊君”。由此形成中國傳統帝制的治政兩大要則（中國帝制的復雜性由此而來）。法家多以君主“獨制”有別於諸家。然細究之，其“獨制”的涵義則為“在君則制臣”（《韓非子?內儲說下》），重在駕馭臣下；其要旨則歸於“民一於君，事斷於法”。它與絕對君主專制主義（即亞裏士多德所說的“僭主政治”）仍略有區別，吏治仍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原則。故這裏仍取文獻原有的“獨制”，而不采西方習用的“專制”一詞，以示中國政體有西方所不及的自在特點。）體制充其量也只有兩千來年的歷史（在我看，極端君權即真正君主專制時代，自明初算起，六百年還不到（註：關於這種與時論頗不合的看法，建議讀者可註意錢穆先生《國史大綱》目錄所顯示的歷史分期，於明代後始揭出“君主獨裁”字樣。））。既非自古就有，也決不會“萬古常存”。早在1940年，呂思勉先生寫作《呂著中國通史》上冊時，大概出乎同類感觸，就特地說了下面一番話：“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在（中國）古書上，亦未嘗無相類的制度……貴族政體，古代亦有其端倪，不過未嘗發達而成為一種制度。至於民主政治，則其遺跡更多了。我們簡直可以說，古代是確有這種制度，而後來才被破壞掉的……有人說，中國自古就是專制，國人的政治能力，實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殺史實。有人舉此等民權遺跡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註：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 華東師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5頁。）。這裏，想對呂先生的話，依我的理解稍作申述。先生所雲的“民主政治”，多半為早期部族時代崇尚“集體議事”與“（共同體）眾意”精神的延續（可由帝國時代少數族政權早期形式佐證），而上古的“貴族政治”則因為混和著“寡頭政治”（國王甚或“共主”獨大）而顯得不純粹。多種政體混和的特點，西方上古歷史上亦然。如果仔細閱讀亞氏《政治學》、孟氏《論法的精神》、盧氏《社會契約論》等書，就不太會寵統地將“君主制”一概指稱為“專制統治”。稍後將議論到。 　　中國歷史向被視為“靜”的歷史。以秦後兩千年觀之，或尚勉強能傳達其整體意韻；若再往前推去，則大謬不然。實際中國早期歷史，並不乏類似西方上古那種風雲劇變、阿娜多姿的色彩。傳說中的黃帝、炎帝、共工、蚩尤，其叱咤風雲、此起彼落，應不讓“荷馬時代”。上古眾多方國驃悍雄極而曇花一現，恐亦頗多“英雄主義”悲劇情味，惜其名其事多失載不傳（良諸匯觀山“方國”即為一例）。直到晚商，紂王尚有濃烈的“英雄主義”氣息，秦末項羽似乎更像最後落幕的“蓋世英雄”（註：我在“部族時代”一節中所舉的閻村“鸛鳥石斧”、西水坡的“青龍白虎”，都隱約透露這方面的信息，參前。《史記?殷本紀》描述“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雲雲，亦證商末尚有“英雄主義”遺風。項羽實是一個欲回歸舊時代的“末路英雄”，別姬一幕，似可視為送終中國“英雄主義”時代的“挽歌”。）。而後每當王朝鼎革，亦或多或少仍有“英雄主義”復活的嘗試，但氣度風範則大不如前，已今非昔比。大抵演進到現代，進入所謂的“世俗社會”，“英雄主義”在政治領域才光彩不再，但在青少年族群的“追星”、“飈車”風氣裏，也還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