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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作品音乐会 薇拉.凯瑟 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 是用褪色的墨水写的，信纸是蓝色划线，很光滑，用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村庄的邮戳。信很破旧，磨损地很厉害，好像它放在从没洗过的大衣口袋中好几天。这是我的叔叔霍华德寄来的，他告诉我，他的妻子从单身的亲戚那里得到了一小笔的遗产，这使她必须去波士顿办理财产的事务。他请我去车站接她，给她一些必要的帮助。我看了下她来的日期，发现就在明天。他总是拖延写信时间，如果我离家一天的话，可能就见不到婶婶了。 想着乔治亚娜婶婶的名字，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信不知不觉地从我手里滑落，我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好陌生，在熟悉的书房中我竟然感到非常不安和不自在。我仿佛又成为了婶婶知道的那个又瘦又高的农村男孩，长满了冻疮，很腼腆，双手因为剥玉米都裂开了，疼痛不堪。我仿佛又坐在了她的风琴 无论施普林格夫人看到婶婶的样子有多吃惊，她还是很体贴得隐藏着情感。至于我自己，我带着敬爱之情看着婶婶的背影，就像看着那些在弗朗茨约瑟夫以北地区冻掉了耳朵和手指，或者那些在刚果高地染上疾病的探险者一样。大约在60年代后期，我的乔治亚娜婶婶曾经是波士顿学院的音乐老师。一年夏天，她去青山附近参观她的祖先世代居住过的小村庄，而我的叔叔霍华德卡彭特，当时是一个无所事事、懒惰的21岁男孩，喜欢上了她。当她重新回到波士顿学院的时候，霍华德跟随着她，这段痴情的结果是，她和他私奔了，为了逃避家里人的指责和朋友们的批评，他们一起来到内布拉斯加州边远地区。没有钱的卡彭特在离铁路五十英里的红柳村建起了家宅。在那里，他们赶着马车穿越草原，在车轮上系了条红手帕，记下车轮旋转的圈数，然后自己量出一块土地。他们在红土山坡上挖了个窑洞，那儿有很多这样的洞穴，居民们常常又返回到原始的生活条件中。他们的水是水牛常去喝的湖水，他们的粮票总是从流浪的印第安人那里得到的。30年来我婶婶都没有到过离家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 我非常感谢她在我童年时为我做的一切，并对她有着一种敬爱之情。在我帮叔叔放牧的那段时间里，婶婶每天做好三餐后——第一餐是在早上6点钟准备的——让6个孩子睡下后，往往会在厨房的桌子上熨衣服，一直站到午夜，听我背诵拉丁文动词，当我因为背不规则动词而昏昏欲睡时，她就会温柔地摇醒我。正是在她熨烫或缝补的时候，我第一次看了莎士比亚的书，而我第一本得到的书就是她那本关于神话传说的课本。她在那架小小的风琴上教我弹琴《》弹奏《优兰蒂》一些简单片段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婶婶的时候，她看起来有点没睡好。她似乎没意识到这里是她度过了青春年华的城市，那个她半辈子都在向往着的城市。一路上她因为晕车而感觉很不舒服，几乎没留下什么好的回忆，实际上，从红柳泉县农场到纽伯里街的旅程，几乎是像做了几小时噩梦那样度过的。为了回报她给予我的美好时光，我打算那天下午给她一点惊喜，那时我们常常在稻草盖的牛棚里挤奶，在我累了的时候，或是我被叔叔狠狠地教训过后，她会跟我讲她在巴黎看过的《胡格诺教徒》波士顿公园《飞行的荷兰人》”我出于好意地问道，想使气氛活跃一些。 她的嘴唇颤抖着，并且迅速用手绢捂住了嘴巴，声音透过手帕小声喃喃道：“克拉克，自你离开之后你一直在听这些吗？”她的询问像是一种温柔的、悲痛的指责。 第二半段的节目由《指环》的四首曲子组成，并以齐格弗里德的葬礼进行曲作为结束。我的婶婶一直在不断的悄悄落泪，就像是在暴风雨中水从一只浅浅的容器中缓缓溢了出来。她不时抬头用朦胧的泪眼看着灯光，它们在黯淡的玻璃灯罩后面发出柔和的光芒。 音乐如流水般袭来，我并不知道她在这闪动的音乐中发现了什么，也不知把她带走了多远，经过了哪些幸福的岛屿。从她颤抖的面庞中可以看到，我坚信在最后一个音符开始之前她的心已随着音乐去了某个地方——那里有不计其数的灰色的坟墓，还有那些在海边举行的无名的葬礼，或是进入到一个更为死寂的世界。那里从世间开始诞生之际，多少人怀揣着希望和梦想，也伴随着希望和梦想，却最终放弃，在那沉睡。 音乐会结束了，人们谈笑风生着走出大厅，开心地放松身心，并再次回到了日常生活当中。但是我的婶婶却不肯起身，没有丝毫要走的迹象。竖琴师用绿色布套罩上他的乐器；吹笛师甩出笛子中的口水；演奏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了，只剩下舞台上的椅子和乐谱架，就如同隆冬的玉米地般空旷。 我对婶婶说话，劝她走，她一下子泪流满面，用哽咽的声音恳求我道：“我不想走啊，克拉克，我不想走啊！” 我能够理解她，对于她来说，一旦走出了这个音乐厅，那便是另外的一个世界：那里有乌黑的池塘，四周的陡崖上遍布的牛马的踪迹；由于日晒雨淋导致门板凹凸不平的，像塔一样未上油漆的房子；那些歪歪扭扭的小树苗上晒着的烘干的洗碗布；还有那些瘦削的，正在脱毛的火鸡在厨房门前的垃圾堆里啄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