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risLessing背后的故事.docVIP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年10月22日－2013年11月17日），英国女作家，代表作有《金色笔记》等，被誉为继伍尔芙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并几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以及多个世界级文学奖项。她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得主，是迄今为止获奖时最年长的女性诺贝尔获奖者。此外，她是历来第三十四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第十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也许任何阅读过多丽丝·莱辛诸多小说、故事、戏剧和诗作的人都会作证，她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语言大师，而她的这种语言天赋，在她的成长过程和周围人对她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出来。 童年记忆 1925年，多丽丝·莱辛五岁时，全家移民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她敏感、笨手笨脚，与偏爱弟弟而忽视自己的母亲关系并不好。 移民途中漫长的航行并不是一件易事，她的父亲晕船不能理事，而母亲与新交船长纵情狂欢无视家人的行为加剧了这种痛苦。在穿越赤道时的庆祝活动上，不会游泳的多丽丝竟在她母亲的授意下被扔进海里，最后被船员救起。 他们一行人离船上岸时多丽丝非常恼怒。她那时偷一些像缎带那样很小的、不值钱的零碎物件，有时大发脾气，还想要用剪刀来捅自己的保姆。之后他们便坐上了由十六头牛拉的有篷车，去她父母买来耕种的田地处。在那里，周遭的陌生世界对多丽丝有一种神奇的安宁作用。 “因为河水上涨、道路不平，我们在马车上呆了五天五夜。但那么长的时间里我只有一种记忆，没有不快也没有愤怒，相反，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图景开始了；马灯在敞开的车后部摇啊摇，路的两旁有颜色深深的灌木，还有那星空。” 美丽与残忍 非洲的炽热深深烙进了她孩童的皮肤里。她一直都热爱那些灌木，也被那片土地上的栖居者深深吸引——不仅是人，还有动物，但是她对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渗透到政治里感到很惧怕。多丽丝对于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存在、对于全部的土著居民要受到少数白人入侵者不公的奴役感到深深不安。她成年后，更感觉到这种世态令人激愤、不可饶恕。她自己也被迫屈服于强势的母亲，因而也逐渐明白她母亲恃强凌弱的行为其实是内心不安和恐惧的表现。她一直在自己的小说中批判这种不健康的两伤关系。多丽丝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孩子们》四部曲、关于非洲的短篇小说和她晚年发表的回忆录，全都写到了那片土地的美丽以及罗德尼西亚在那些年里直到二战之前种族障碍的残忍。 非洲就像一部浩瀚而富有灵感的字典，可以让她细细把玩。这在她的回忆录第一卷《我的皮肤之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多丽丝的描写是丰富的，她自己也为自己笔下那片土地上的动植物而倾倒——如非洲的cedrillatoona、musasa和 mafuti等树。“在它的根部有一个根瘤，像一种海洋生物，就像珊瑚外壳，上面伸出柔软明亮的爪子般的新叶，就像绿色的天鹅绒一样。”木瓜和番石榴，月光花和猩猩木长在那片有kraals（圈养牛羊的牧场）、kopjes(小山)、veld(仍未耕种的草地)和vlei（浅浅的池塘）的地面上。各种各样的羚羊肆意奔跑。自然世界是那样的灵动，声音那样丰富。 小鸟在电话线上啁啾歌唱，有时好像在和嗡嗡作响的金属杆比赛一样。从远处的树边传来隐蔽起来的鸡群叮叮当当的声音。风，不只在电线间歌唱，也在草间歌唱，如果风刮得很强劲，则会把电线吹得四处震颤，好像拨弦的声音。成群的鸟飞向天空，鼓着双翼发出尖锐的声响，然后快速地降到树上，或是继续盘旋回来，好像要再试一次。院子里传来狗吠的声音。 两种文化 还有一个世界，属于与多丽丝共同生活的黑色非洲人，他们的语言文字时常隐含贬意和冒犯的意味。在多丽丝描写的目睹黑人雇工待遇的恐惧的回忆录《我的皮肤之下》中，可发现以下词语：他们说一种叫“kitchen kaffir”的与土语混合的英语。有“bossboy”（南非英语，黑人工头）监督农场工人的工作，还有“skellums”或者“skelms”， 可以指那里随处可见的恶棍、流氓或者无赖。多丽丝所属的白人移民农场主的领域则游移于两种文化之间：一间存放杆子和泥土的连墙壁也未刷过的房子里，家具都是由装石蜡的盒子做成的，却放置了一架与周遭极不协调的三角钢琴。多丽丝被迫在白天穿上自由式紧身背心（一种棉制厚无袖贴身上衣），在晚上则要盖着她同样嫌恶的一种皮制毯子“kaross”（南非土人所穿的无袖皮制)肩、斗篷）睡觉——那条毯子散发出的原主的气味真是太刺鼻了。 多丽丝·莱辛写作的精彩之处部分来源于她笔下创造的那个无瑕世界。这个世界给读者呈现的不只是与众不同、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词语世界（英语语言与当地语言的混合）。在她后来的小说中，她又唤起了其他新颖而包罗万象的世界——《金色笔记》中那个疯狂而充满情感崩塌的世界，以及她的科幻五部曲《Canopus in Argos》中的世界。创造一个有自己一套词汇的世界是多丽丝·莱辛“藏在她非洲肤色之下的本领”。 文学 Do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