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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所有国关学人都应该有的反思 来源： 国关的日志 原文地址：所有国关学人都应该有的反思作者：素年锦时又遇君 那一刻，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读书会后感 李 巍 通常而言，但凡喜欢读书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感到一点孤独，一点来自心灵深处的孤独，不管是因为读书而孤独，还是因为孤独而读书。 因此，在我看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系的黄琪轩和刘骥——两个学术上令人钦羡的黄金搭档——最近做的是一件受人尊敬的工作：他们以读书会的形式把全校各个文科院系的“读书人”聚集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交流、相互砥砺的Network，以略微舒缓一下人心深处的孤独。在这个喧嚣浮躁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校园里，学术精神日渐稀薄，商业浪潮甚嚣尘上，理想主义早已成为历史久远的回响，但他们硬是在法学楼三楼那个陈旧而简陋的会议室里架起了一张书桌——一张虽然寒酸但却温馨的书桌。这张书桌承载了微薄但却坚强的学术追求，就犹如穿透黑暗在风中摇曳的火把，映照出这所大学所残留的最后的希望。 我很荣幸，被琪轩邀请到读书会做一个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读书报告——如果不是因为最近忙得手忙脚乱，我想我会申请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并成为核心成员，跟他们一起怀着闲适而纯净的心情沉浸在卡尔·波拉尼的《大转折》之中。同时被邀请的还有世界史专业的李雯，政府经济学方向的华伟，以及法学院的张明。 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被戏谑为“四大疗养院”之一，并且非常荣幸的排名居首。这个学院的孩子们——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他们当初都是怀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动机跻身于这个学院的，因此他们通常都是不读书的，所以在北大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中，你从来不乏见到国关学院的学生活跃的身影。曾有戏言，如果没有国关的学生，北大的社团活动和学生工作，将至少坍塌一半。不知是应该感到惭愧还是荣幸：我也是这个学院的。 读书会之前，我曾很担心，我的报告会破坏国际关系专业神圣的光环。琪轩给我要求，必须是向大家介绍国际关系专业的两本书。可是我在我的书柜里倒腾了大半天，我也实在没找出一本值得向其它专业学生介绍的“好书”。不是我的书不多，所谓的国际关系学的80年经典，我基本都有收藏。 我终于决定把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介绍给大家，套用孙学峰的说法：2003年，当大家都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跟着在读。不仅是我在跟着读，几乎是全世界，都在跟着读，学术圈将其当作严肃的学术作品来读，决策层将其当作政策进言报告来读，而普通人则将其当作畅销书来读。我为了避免大家因为老米的荒谬而对国际关系学科产生全面的质疑，避免大家产生对国际关系学“无理论”的偏见，我还额外加上了基欧汉的《霸权之后》。读书精明的人一定会发现，老米的书除了文笔清新隽永、观点振聋发聩——这都是新闻作品的特点——之外，在理论上的创见实在极为有限。但是，无论从理论抽象化的程度，还是方法规范性的程度，基欧汉的《霸权之后》都足以在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排名第二。我满以为基欧汉能帮助我在那些外专业的学生面前掩饰住不仅是我的，而且也是整个国际关系学的浅薄和虚弱。 然而，我又一次地失败了。当我在那里分析老米的五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假设时，当我在那里说“国际制度能减少国家间互动的交易成本”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幼儿园的阿姨，在讲一些最基本的人生道理，似乎忘记了我的听众可是北大在学术上最为优秀的研究生；当我在那里大谈Rice和Krasner、Mearsheimer和Wolfowitz的关系时，我又觉得我自己就像一个八卦小报的记者——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的《环球时报》——那样低俗无趣。——尽管我尽力了，但是我依然发现，我始终无法将国际关系理论讲得深刻，始终无法讲出国际关系和外交过程中富有启发的道理，以便让自己与网上的愤青们区别开来。 然而，另外几个同学都在讲些什么呢？他们在讲“如何用全球史观看待人类历史”，在讲“什么是现代性”，在讲“中华帝国历史变迁”和“法律道德主义”等等。 我在会上的浅薄让我感到深深的失落并无地自容！我想，单纯地怪罪于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或者我对理论的理解不够深刻都可能会让我感到委屈。如果这是一场华山论剑，我想，我所代表的国际关系学派是败下阵来了，换一个人是否更好些呢？我有绝大部分的把握保证，如果坚持要他讲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著作，他们未必会比我好多少。 国际关系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读书会结束的那一刻，我陷入了深深地迷茫。 李敏用很尖锐地语言批评我：你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哀叹像一种文学家的自恋（大意如此），有一位老师说过，国际关系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实不应强要什么理论的。其实王正毅老师在一年前，在一次和我的私下聊天时就说过内容大致相仿的话，但他的真正意思是说，由于国际关系研究总是试图去为政策服务，所以永远诞生不了好的理论。研究人类社会饮食起居，吃穿住行的经济学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