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的京都诗歌创作.docVIP

“安史之乱”中的京都诗歌创作 吕蔚 内容提要：长安与洛阳是唐王朝政治文化中心，在唐诗发展史上处于中心地位。“安史之乱”中，两京仍是诗人停留和关注的中心地带之一，他们的创作成为这一区域文化构成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两京的诗歌创作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一是沦陷时期的诗歌创作；一是收复时期的诗歌创作。这两个阶段的诗歌构成了“安史之乱”中京都诗歌的艺术风貌。 关键词：“安史之乱” 京都 盛唐诗人 杜甫 王维 长安与洛阳一直是唐王朝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唐诗发展史上处于中心地位。“安史之乱”中，两京仍然是肃、代之际诗人们停留和关注的中心地带之一。盛唐诗人在这段历史中为京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诗歌创作成为这一区域文化构成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两京的诗歌创作呈现出陷落期及收复期的阶段性特点，这两个阶段的诗歌构成了“安史之乱”中京都诗歌的艺术风貌。 一 唐王朝开国之后的一百多年间，开明君主及群臣励精图治、苦心经营，迨及开、天之际，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唐帝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声威远播的帝国。杜甫在《忆昔》其二中充满深情地回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1](P287)《通典·轻重》给杜诗做了最好的注脚：“论曰：昔我国家之全盛也，约计岁之恒赋，钱谷布帛五千余万。经费之外，常积羡余。遇百姓不足，而每(月)有蠲恤。”[2](P154) 洛阳与长安作为唐王朝的东、西两京，不仅是唐王朝政治与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与学术的中心，自唐初就一直吸引着文人才子及仕宦官僚，人们都渴望沾溉皇都的荣耀，进而有所作为。卷三载崇仁坊与“东市相连，选人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与之比”。由此可见，京师选人数量之多，也可以看出京师对时人强大的吸引力。如同《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时期》中所叙述的那样，“唐代前期旧士族的移贯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移入地区主要集中于两京一带。移贯的原因主要在于进士科的建立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同时，在当朝为官的旧士族也乐于在京畿设贯，以便使其子弟和家族更接近于中央官僚集团。”[3](P338)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盛唐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曾漫游、隐居或求仕于两京之地，他们在交往中切磋诗艺，希望凭借自己出色的诗歌创作和超凡脱俗的才华，或通过科举登上仕途，或通过干谒以获得权贵的汲引，从而能够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为唐王朝的盛世繁华增添光彩。 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两京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安史之乱”之初，许多人还将此看作是盛世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宰相杨国忠向唐玄宗保证，“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4](P6935)唐玄宗同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商量征讨叛贼的策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4](P6936)杜甫也高唱“胡羯岂强敌”，“休明备征狄”，[1](P25-26)表现出对唐王朝军队作战能力的自信。然而，安禄山所领导的叛军攻占了河北、河东、河南的部分领地，并于756年阴历新年初一在洛阳称帝，国号为“大燕”。继而，当年六月哥舒翰所率的军队冒然对叛军发起了进攻，结果造成了唐军的惨败。长安告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唐玄宗君臣及家人匆忙逃往成都，长安失陷。行军至马嵬，太子李亨与玄宗分道扬镳，带领一部分人前往灵武。 沦陷后的长安完全失去了京都气象，乱世景象残酷而鲜明地呈现在原来是帝王之都的世界文化中心。李白在《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一诗中写道：“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5](P1273)记录了两京失守时唐王朝及唐军队所遭受的巨大伤害。安禄山攻陷长安后，还对皇室家庭进行了抢掠屠杀：“禄山命搜捕百官司、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4](P6980)皇室尚且不能逃脱噩运，一般的老百姓更是难以在战乱中维持生存。安介生在《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若干规律的探讨》一文中说：“王朝变更、政治中心转移以及政治动乱爆发等等，都会造成相当长的时间里权力核心的缺失，从而成为激发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移民浪潮的最主要的动力源。”在战乱的情况下，两京的人口迅速向别处迁移，“自天宝末，幽寇叛乱……中原失守，族类逃难，不南驰吴越，则北走沙朔。”[6](P3837)家居京兆的杜甫在《无家别》中记录了此间人口的逃亡情况：“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