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刘反曹”的思想实质.doc

“拥刘反曹”的思想实质 （1）从官方史学上看，“拥刘反曹”表现的是为偏安王朝争正统的封建正统观念。 所谓封建正统观念，就是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合法性作辩护的一种思想理论。其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认为，只要占领了黄河流域，享有了统治华夏中原的权利，就是“正统”；另一种认为，天下是一姓的天下，从同宗同姓手里夺了权，即使不居中原也是“正统”。三国时代，刘蜀政权虽偏安西南，但却与汉帝同宗；曹魏政权虽属异姓，但却雄踞中原。究竟是该“拥刘”，还是该“拥曹”？不同时代的史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如：西晋陈寿作《三国志》，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都是以曹魏为正统，“拥曹反刘”；而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南宋朱熹作《通鉴纲目》，则又改蜀汉为正统，“拥刘反曹”。所以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原来是与各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相关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就是说，西晋、北宋的君主，都是以禅让为名夺得帝位的，他们当然要为情景相似的曹家这一中原统治者争正统，要“拥曹反刘”；而东晋、南宋的政权虽然都偏安一隅，但他们都认为接续的是当初同宗同姓的中原的汉族政权，所以要为偏安的汉族统治争正统，要“拥刘反曹”。由此可见，在史学家那里，无论是“拥曹反刘” 还是“拥刘反曹”，都是腐朽、反动的封建正统观念。 （2）从民间文艺上看，“拥刘反曹”表现的主要是反抗异族、“人心思汉”的民族情绪 与官方史学两种倾向互争的复杂情形不同，在民间文艺（如民间传说、宋元话本、金元戏曲等）中，历来只有“拥刘反曹”的一种倾向。这与南北朝以来受到国家分裂、异族入侵的汉人，希望天下统一、“人心思汉”的心理有关。特别是宋元以来，饱受金人、蒙古人入侵之苦的汉人，往往把蜀汉作为“汉家”政权的象征，把曹操比作北方异族的统治，有着一种像南宋大诗人陆游诗中“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思想。 （3）从《三国演义》看，“拥刘反曹”既有拥护仁君仁政、反对暴君暴政的人民性，又有不满异族统治、要求“还我大汉”的民族性，同时还有某些封建正统观念的陈腐糟粕。 首先是要看到小说的人民性。所谓人民性，就是作品要表现人民的爱憎哀乐、人民的价值判断、人民的理想愿望。《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作者经过精心的加工和虚构，塑造出刘备、曹操两个皆然对立的、已经不同于历史真人的艺术形象：一个是残暴奸诈的象征，一个是仁德忠义的典范。因此，《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其实质就是拥护仁君仁政，反对暴君暴政，代表的是广大人民对于政治、政治家的选择。 其次就是民族性。《三国演义》产生于元末明初，作者罗贯中备受了元蒙异族统治下的民族歧视，饱尝了战乱频仍的灾祸之苦，因而他在小说中拥赞刘备，反映的是自己、也是当时大众“人心思汉”的民族情绪。 再次，也不可否认，《三国演义》中也确实存有不少封建正统观念的腐朽因素。具体表现在“拥刘反曹”的“刘”，作者并不仅指蜀汉、指刘备，也指东汉的腐朽政权。比如小说里常常指斥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强调刘备是“皇叔”，是“汉室宗亲”，小说回目也有“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等等这样明显流露的正统思想。这些当然就没有丝毫的进步性。 总之，《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内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三）道德悲剧意识 《三国演义》以魏、蜀矛盾为主线，以蜀汉兴衰为中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历史人物群像，而且生动描写了蜀汉的兴衰过程：刘备当初东流西窜，到处依人，势穷力蹙，祸败相仍；但自得诸葛之后，赤壁破曹、占荆州、取西川、平汉中、伐襄阳、威震华夏，蜀汉事业一时登上了兴旺的顶峰。想不到关羽毁败，荆州复失，张飞又为小人所乘，刘备奋起倾国之兵，大举伐吴，彝陵一战，大败而归，白帝托孤，国势衰微，益州疲敝，诸葛亮苦心孤诣，支撑危局，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但终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无疑是一出震撼人心的历史悲剧。因此，有人主张“蜀汉悲剧” 应是《三国演义》的主题。我们以为，“蜀汉悲剧”说虽接近《三国演义》的精神内核，但这种表述其实还是缺乏应有的涵盖力和穿透力。因为它最终并未揭示出造成蜀汉悲剧的内在根源。 蜀汉悲剧的原因何在？小说究竟是如何表现的？国力不如曹魏，加上东吴毁盟，更显孤立。以荆益一隅之地，当然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但是，这只是悲剧外部的、客观的原因。我们说，单纯由外部原因、客观原因造成的苦难，只是一种意外的灾祸，而不等于悲剧；把悲剧主人公看作完全是被外部力量摧毁的人，这并不符合悲剧的实质。真正的悲剧应该是以历史必然性观念作为基础，是个人自觉意志受到极端的、多少有点片面的禀赋的支配，而与社会现实、自然规律之间深刻矛盾的结果。《三国演义》中，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