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悲剧的思想意义.docVIP

《伤逝》悲剧的思想意义 石寿红 鲁迅先生在1924年和1925年间写了许多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这是因为先进知识分子是民主革命中最先觉悟的阶层，在社会成员结构中他们是最能敏锐地感知时代变动信息和捕捉历史发展趋势的人。在“五四”和以后的革命过程中都起到重要作用，这不能不引起鲁迅的注意。这些小说主要收集在《呐喊》和《彷徨》两个集子里，以《彷徨》集居多。《伤逝》一文写于1925年10月，收在《彷徨》集里。从写作直接相关的背景来看，学时正是“五四”高潮已经过去。鲁迅自己的思想正处在重大的彷徨和探索之际。因而很自然地将自己和他所感知到的知识分子时代心理变化交织在一起进行典型概括。鲁迅写过不同类型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在鲁迅的有关知识分题材的小说中，《伤逝》是极富新意和独创性的一篇。作者通过爱情生活题材对有关知识分子广性解放与社会实践和社会解放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索和探讨。 《伤逝》是一篇具有非凡思想浓度的小说，它与当时其他作家同类题材的伤口相比较，有其独特之处：第一，它描写的重点，不象一般爱情小说那样放在诉说封建社会制度下爱情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或表现青年们在个性解放思想鼓舞下，为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与封建传统偏见所作的斗争中，而是放在子君与涓生结合以后的悲惨遭遇上。他们的爱情不是直线走向悲剧结局，在他们为爱情而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子君毅然离开封建专制家庭和涓生在亦兆胡同建立了宁静的爱巢，在这里他们共享着爱情的密果，但悲剧却从这里开始了。所以一般描写爱情作品的终点只是它的起点。第二，他们的爱情悲剧不是直接来自于客观社会的压力，而是突出地表现为同居之后，爱情自身热力的降低和消散，这出悲剧不仅是爱情婚姻的悲剧，也是一出反封建社教，反封建专制的悲剧，也是一出知识分子企图通个人奋斗，获得个性解放的悲剧。 作品的主人公子君和消生都是二十年苍茫初期具有民主程度的民主思想的知识青年，他们是一对反封建礼教与封建专制的判逆者，作者通过对他们婚后生活的细致描写，深刻提示造成悲剧的思想根源，为社会谱写了一曲悲婉的爱情挽歌/ 作品写他们因恋爱而幸福的同居并未暗示人们这是一种错误的结合，相反他们的相爱、同居有着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他们均受到“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他们在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索生，谈仄戈尔，谈雪莱”。他们有着渴望婚姻自主，爱情自由的崇高理想，并为之勇敢地斗争，在争取爱情这条道路上，子君与涓生可谓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彼此手挽手，步伐一致，这样他们的爱情显得愈加深沉而真挚。同居又使他们的爱情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一朵爱情之花经过子君与涓生辛勤与培育终于开放了，但为什么只是“昙花一现”呢？他们彼此顶住如此大的社会压力才获得爱情归宿的情侣，同居令一年多为什么又匆匆分手呢？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催人猛醒，封建社会是这样森严恐怖，封建专制的牢宠又是如此的坚不可破。在封建主义的黑暗秩序中，中国的妇女处于被压迫、被侮辱和被蹂躏的地位。儒家伦理道德所宣扬的大男子主义的思想观念，将妇女当作发泄淫欲的工具，并不可能有同男子平等的地位。婚姻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妇女不大可能有择偶的自由权利。这种专制的婚姻制度，实际上是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派生物，而子君则坚定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与涓生他们争取爱情和婚姻自主的思想，显然与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格格不入。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势单力薄的子君与涓生俨然是网中之鱼，笼中之鸟，当他们的鳞羽还未丰满时，变必然会被封建统治者当作邪恶的异端加以扼杀。在这里作者对封建礼教、封建专制的控诉是何等的强烈啊！ 《伤逝》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封建势力的压迫。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奴役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封建思想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封建统治者就利用它来维护其封建统治，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使人民成为它的奴隶。封建思想已成为广大劳动因袭的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反抗，都将撞得头破血流。那么对于势单力薄的子君与涓生来说同样难以幸免。他们成子这一制度的殉葬品。 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制度是规范，约束人民行动的准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伦理常纲就是这种准绳的体现，违反常纲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子君与涓生从恋爱到同居，没有遵循封建婚姻的那一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是明媒正娶。依照准绳自然是大逆不道的，子君的叙文极力反对子君的行为，百般阻挠。最后气愤到不认他侄女的地步。子君的叙文是封建道德的维护者。他怎么能容忍子君的大逆不道之举呢？子君与涓生的同居当然为当时社会所鄙弃。即使是亲朋好友，也多数给他们以白眼和冷遏，这样人像躲避麻风病者一样避而远之。“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寻了二十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