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书评.docVIP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有些人，需要另一个人的爱是为了获得对抗焦虑的安全感。他并不知道自己内心充满焦虑，不知道自己因此不顾一切地要抓住任何一种爱以获得安全感。他能够感觉的仅仅是：我喜欢这个人，我信任这个人，我完全被他迷住了。然而，他这种自己觉得是发自内心的爱，却很可能只不过是对某种仁慈产生的感激，或只不过是由某个人、某种情境所唤起的希望和温情。那个在他身上唤起了这种希望的人，不知不觉地被他赋予了某种重要性，而他对那人的感情则会表现为爱的错觉。 他在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中，包含着一种希望被人爱却不肯给人以任何回报的愿望。这种愿望如此热切，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无力感受任何温暖，无力给予任何爱，而且他也不愿意感受任何温暖和给予任何爱。卡伦·霍妮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天天都在发生奇迹的时代，是一个变化速度超出人们承受力和想象力的时代，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整体的精神面貌就是浮躁、焦虑、自我要求过高，一句话，强迫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人格的某种特征。 在遇到危险情境时，人们一般会有一种足以解除危险的（与危险程度相当的）应激反应。人们天生具备这种对危险出瞬时判断的能力，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能应付自如，有惊无险，或者化险为夷。但是，当危险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使人们按照过去的预想所做的应激动作失效时，这种能力就受到了挑战，人们多次经历了这样的情形后，在信念上也就不免产生动摇。于是，人们面对危险时，往往会做出矫枉过正的过度反应，甚至在没有危险时也有一种危机感，并对某种假想的危险做出反应，其实，这就是强迫症人格的真正来历。 骆驼是一种忧患意识很强的动物，据说新疆的骆驼常花一整晚慢慢咽下几十斤苦涩的干草，却不为贪图美味而去吃鲜润的青草，因为它害怕主人第二天就会让它穿越沙漠，而胃中的干草要比青草耐饥。无独有偶，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生活着一种土灰色的沙鼠。每当旱季到来之时，这种沙鼠都要囤积大量的草根，以准备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但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当沙地上的草根足以使它们度过旱季时，沙鼠仍然要拼命地工作，将草根咬断运进自己的洞穴，似乎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心安理得，感到踏实，否则便焦躁不安。 研究证明，沙鼠的这种行为，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担心，是由一代又一代沙鼠的遗传基因所决定的。其实，沙鼠所干的事情常常是相当多余，又毫无意义的。曾有不少医学界的人士想用沙鼠来代替小白鼠做医学实验。因为沙鼠的个头很大，更能准确地反映出药物的特性。但沙鼠一到笼子里，就表现出一种不适的反应。尽管它们在这里根本不缺草根和任何吃食，但它们还是习惯性地不能踏实。最后沙鼠一个个很快死去了。它们是因为极度的焦虑而死亡，是来自一种自我心理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并非是真实的生活状况。这与现代人的焦虑担心有着惊人的相似。 沙鼠的焦虑可以让它丧命，骆驼的忧患意识也让它成为永远的苦行僧。 人们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患得患失，要强而自卑，追求完美而又力不从心，永远做着患病、迟到、落第、不及格、被追赶之类的噩梦。这是一种对我们当下处境和前途的深层担忧和恐惧，一种欲抓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飞离地面而不能的无奈和疑惑，一种让我们远离幸福感、堕入悲惨和不幸的根源。 无疑，SARS流行期间人们草木皆兵般的过激反应多少带有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其根源则应追溯到SARS爆发前人们对新型传染病的麻痹大意和对果子狸一类动物的蔑视；同理，“9·11”后美国对恐怖主义惊弓之鸟般的过激反应自然也是对恐怖事件发生前美国思维和美国做派的大反拨。 难以想象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部落里，人们会有诸如此类的神经症。由此可见，或许强迫症的真正根源正在于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大狂。 在西方世界，心理学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神经症人格个人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的学生卡伦·霍妮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堪称是那个时代的经典。 霍妮在这部西方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著作中指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形的心理后果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能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