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田历史文化大观》后记.docVIP

《玉田历史文化大观》后记 时光飞逝，日月如棱，眨眼之间，我与文史结缘已经超过30个年头。 那是1981年春天，我从集市破烂摊上买到一部光绪十年编印的《玉田县志》，尽管它已经残缺不全，还是让我高兴得如获至宝，回到家里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阳伯雍种玉的美丽传说让我回味无穷，杨绘修筑采亭桥的义举使我感慨万千，历代先贤的业绩与精神令我心潮澎湃，玉田八景的秀丽风光引我浮想联翩……不久，我带着激情写出了2万多字的《玉田史话》，分4期发表于县文化馆主办的内部季刊《玉田文艺》上。出乎意料的是，这篇粗制滥作竟然产生了强烈反响，连载这篇文章的《玉田文艺》被读者索要一空，连样本都被“抢”走。 我知道，《玉田史话》之所以受欢迎，绝不是因为我笔下生花，引人入胜，而是因为大家急于了解家乡的旧事，都想一睹玉田先民的风采。这种现象促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心：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有责任对家乡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把更准确、更丰富、更全面的信息传播到千家万户。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与文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30年来，我千方百计搜集、积累玉田史料，从未间断。我反复阅读旧县志，在受益匪浅的同时，也产生了几多遗憾。因为旧县志对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记载比较简略，有的甚至是一提而过，读起来很不解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真流览了“二十四史”、《水经注》、《方舆纪要》、明清各朝《实录》等古籍，见到有关玉田县的记载便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学会电脑上网后，我又充分发挥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引擎的功能，反复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有关史料，收获甚丰。经过长期努力，我对玉田历史的了解远远超出旧县志的记载。比如，我弄清了“阳伯雍种玉”的来龙去脉，辨明了“玉田胭脂稻”的前世今生，挖出了“玉田八景”的厚重底蕴，掌握了数十位历史名人的生平业绩。对发生在玉田境内的一些历史大事，比如明朝永乐年间的“移民实北”、明朝末期的战火纷飞、清朝初期的“跑马占圈”、“康乾盛世”的繁荣兴旺，也有了比较清楚、比较深入的了解。 与此同时，我还研读了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新县志、县政协编印的《玉田文史资料》（共6集）、县委党史办（今名党史研究室）编印的《玉田革命史》、《玉田革命史资料》（共4集）、县民政局编撰的《玉田县地名地》等等，这些书刊是新中国史志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全面解读玉田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库。 把上述书刊的所有内容加在一起，是不是玉田历史的全部？显然不是。实践证明，还有许多珍贵史料保存在民间，玉田历史上的不少空白，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予以弥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我就自觉地开始了对净觉寺的研究，多次在市报、省报发表文章予以介绍。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我研读净觉寺的碑文时，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清朝道光年间重修净觉寺时担任“监造”之职、“并掌泥木石画四作”的建筑师是王翠峰。我觉得，这位建筑师绝对是位高人，必须弄清他的生平事迹。于是我顺藤摸瓜，多方查访，终于在1985年结识了王翠峰的五世孙王永山（已故），从他嘴里，我触摸到王翠峰灵巧的双手和崇高的心灵，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又如，一位文化站工作人员向我介绍，清末民初，城北黄庄子村的李氏父子曾在北京组建庆民升影戏社。我惊喜非常，紧抓不放，先后亲访了李脱尘的族弟李连源和他的徒弟张广志。虽因种种原因，调查走访远不够细致深入，留下诸多遗憾，却也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我撰写的《李脱尘与庆民升影戏社》一文，先后发表于五、六种报刊，并被好几位研究皮影史的专家在学术论文中引用。此外，我还借阅了近20多部家谱，如《达王庄王氏族谱》、《孙家瞿阝孙氏族谱稿》、《玉田江氏族谱》、《玉田王氏族谱》等。这些家谱记载着史书和地方志所没有记载的重要史料，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营养，常使我大喜过望，拍案叫绝。 说实在的，忙碌是我退休生活的常态。在已经感到繁忙的同时，我还挤出时间，做了一些义不容辞的工作。2010年，在教育局举办的领导干部暑假培训班上，我应邀作了题为《关于乡土文化进校园的若干问题》的演讲，获得局领导和全县中小学校长的好评。此后，又有10多个单位邀我讲解玉田县的历史文化，听众总数在5000人次以上。我讲阳伯雍，讲王清任，讲江浩，讲贾兰坡；讲净觉寺，讲采亭桥，讲孟家泉……每次演讲，我都以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为宗旨，以崇德励志、创建和谐玉田为主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述我对家乡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理解和感悟，每次演讲都能使听众受到启迪和震撼。此外，我还协助玉田县电视台、唐山市电视台拍摄了10多部以玉田历史文化为题材的专题片，积极参与了县教育局组织的乡土教材编写工作。尽管做这些事情使我忙上加忙，但我的心情是愉悦的，因为我所做的事情都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因为我找到了发挥余热的最佳途径。 在《玉田历史文化大观》定稿之前，我曾将内容提要、目录及部分篇章分别寄给我的老同学旭宇、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