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中的两件道具.docVIP

《阿Q正传》中的两件道具 一、辫子，意义深远的造形 在小说中作者是多次地写到了辫子，这当然不可能是作者无意而为之。稍作归纳，大致情形可分为三类： 　　其一是辫子与阿Q屈辱生活的关联。小说通过阿Q被王胡揪住黄辫子拖到墙上去碰头这样的情节，向我们真实地展示阿Q可悲的生存境况。在这里，阿Q的辫子则成了未庄的闲人们捉弄并欺侮阿Q的重要凭借。 　　其二是辫子与人们的排外心理的问题。“假洋鬼子”之所以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而且见到他就要在肚里进行咒骂，就是因为他戴着假辫。在阿Q看来，辫子的问题不仅仅是辫子的问题，那是和做人资格相关联的东西。所以他要视挨连“做人资格”都丧失了的“假洋鬼子”的打是“生平的第二大屈辱”。而这种极端保守愚昧的思想不单是阿Q一人有。正因为“假洋鬼子”没有辫子，所以他的母亲要“大哭十几场”，老婆跳了“三回井”。在这里，阿Q的脑后所拖着的那条黄辫子，恰恰是阿Q不用“精神胜利法”就能感到要优越于“假洋鬼子”的实实在在的资本。通过辫子鲁迅先生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与愚昧，以及人们对外来事物的盲目排斥的民族心理。 　　其三是辫子与革命的问题。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在小说的作者看来，所谓的革命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革命带给未庄的冲击是什么呢?除了静修庵里的龙牌被砸，就是所谓的“秋行夏令”了。在这里辫子与革命发生了有趣的关联，辫子的形态问题代表着人们的政治立场：剪辫子的是革命党；拖着长辫子的是满清的顺民；而盘辫的则是“骑墙派”，对革命持一种观望态度。当然在这盘辫的风潮中自然也少不了阿Q的一番精彩表现。 　　一个简单的字母“Q”，一个圆脑袋后面拖着的一条小辫子，想不到竟然包含着如此丰富的信息。也就怪不得鲁迅先生对此情有独钟了。 以上是对阿Q形体上的辫子所作的一点解读，接下来我们自然会思索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阿Q的精神上是否也同样存在一个死死纠缠而又挥之不去的辫子呢?或者说鲁迅先生是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这条辫子在向世人揭示国民的劣根性问题? 对于这一个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作了富有创造性的解读，他在《祝福与希望》一文中说：“‘Q’即是英文‘Quesfion’(问题)的第一个字母。鲁迅选择它，说明在《阿Q正传》中反映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重大问题。”鲁迅先生本人也曾多次表述过他的小说的取材倾向及创作意图，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揭出病苦”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要提出问题，从小说所描写的内容来看，作者不仅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向人们提出了要改造国民性等一系列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说这部小说不仅在性质上完全可以归属到“问题小说”的范畴中去，更可以说是一部忧愤深广的问题小说。 　　 二、黄酒，不可或缺的道具。 在《阿Q正传》中，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黄酒。黄酒的麻醉之于精神胜利法的屡屡奏效可谓功不可没，具体表现在： 使阿Q的自我意识得以扩张。赵太爷的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正赶上阿Q“喝了两碗黄酒”，便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本也姓赵，而且如果“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同王胡的争斗也是他酒后“醉醺醺的在街上走”，感觉特别良好的时候，此时怎能容忍他一惯看不起的王胡捉到的虱子比他的多而且咬起来更响呢？ 帮助阿Q以最快的速度忘掉过去。自称“我是虫豸”，得以荣誉第一个自轻自贱者称号之后，阿Q“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在挨了赵秀才一阵竹杠，抵押了所有财产即毡帽和棉被，用以履行赵太爷订下的五条和约之后，“打着赤膊”“皮肤有些起粟”的阿Q用剩下的几文钱“统统喝了酒”，算是为自己失败的初恋作个了断。 成为阿Q自我炫耀的工具。中兴归来的阿Q首先去的就是酒店，他“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这是何等的威风，此时虽然酒未沾唇，他也已经醉得透了，城里的举人老爷、未庄的赵太爷全不放在眼里，而周围这些个连麻酱也不会叉的可怜的乡下人啊，又“算是什么东西呢？”他居然有了一次小小的物质胜利。 和阿Q的革命行动密切相关。阿Q“要投降革命党”是因为“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正“飘飘然”飞着的时候，于是禁不住大嚷道：“造反了！造反了！”等到“酒已醒透了”的第二天的午后要去尼姑庵革命时，早被假洋鬼子们抢了先，这就可见酒和女人一样也是害人的东西，否则阿Q早就革了命，“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了；有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阿Q被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出，“不准革命”之后，“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但是“游到夜间，赊了两碗酒，喝下肚去，渐渐的高兴起来了”，又去接着做那白盔白甲的革命美梦了。 只可惜阿Q被押往法场的时候，没有人奉上两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