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docVIP

根据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结构。我们的汉语也不例外，它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比西方语言的结构复杂得多。汉语是语词的各个单元的集合物，每个单元都有其独立的意义，这些独立的单元构成了语言。与语言相关的是汉字，汉字是由偏旁和笔划构成的。汉字，语词，语句，意义形成一个网络，成为一个语言的体系，这就是汉语的结构。汉语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能指与所指的特殊性。??? 语言是能指与所指关系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一理论是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认为，语言属于符号系统，它是符号系统中最微小的部分。一切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者”与“所指者”，就是说，一切符号都毫无例外的包含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语言也不例外。比如说，作为语音的“桌子”就是能指者，作为词的意义的桌子就是所指者。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构关系就构成一个语言符号。因此说，语言是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模式基本上是序列性的，它同时在两个系列展开。索绪尔认为，语言体系就是一系列语音上的差别与另一列意义上的差别的平列相统一的系统。我国古代也有人研究汉字这种符号系统，他就是著名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许慎。许慎的时代，还没有系统和结构以及符号这些概念，然而他的一部《说文解字》巨著却成功的解释了所有汉字的结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形式极为壮观的汉字系统。根据索绪尔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许慎研究的重点是文字的“能指”方面，即结构形式与读音方面。他的语言理论为研究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微观结构提供了基础。与许慎的研究方向相反，魏晋著名玄学家王弼强调语言的“所指”（意义）方面，他提出了重要理论：“得意忘象忘言”。在他看来，“忘象”就是“得意”，“忘言”就是“得象”，象不能包罗万象，言也不是一切内涵。他认为，“得意”在于“忘象”，“得像”在于“忘言”；“忘言”与“忘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得意”；要做到“得意”必须“忘象忘言”。得意是根本的，“象”与“言”都是达到得意的条件。他看到了三者的差别，看到了易象的局限，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意”——思想内容被神秘化了，它是最根本的东西，“象”与“言”只不过是认识它的暂时的中介物。这种抛开理性分析，只靠直观领悟而求得认识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衡量，王弼这里恰好论述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言”与“象”都是“能指者”，“意”（意义）是“所指者”。从这种理论出发，可以看出王弼的错误在于：割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片面强调所指。很显然这是错误的，没有“能指者”，“所指者”就失去了依托，失去了语言载体。索绪尔理论的语言背景是西方语言，因此，它适用于那种语言是没有疑问的。然而，用它来讨论汉语的结构关系需要有一些变化。从上述引语可知，“能指/所指”理论所关注的重点是“语词”这个层面，它既不包括音节和音素（字母），也不包括语句，虽然，它们并非不存在能指/所指关系。我们的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它的符号是象形文字，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它的偏旁乃至笔划都有一定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是全方位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结构。就是说，在各个层面（笔划，偏旁，文字，词，句）都存在能指与所指关系，它们形成一个能指与所指的嵌套结构关系。下面从三个方面分析汉语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笔划的能指与所指。汉字是象形文字，从图画演变而来，它的笔划当初是象征事物的某一部分的。笔划的名称和形式就是能指者，它所象征或表示的意义就是所指者。从“能指”的角度来说，笔划是最简单的基础构件，它的名称与形式也比较单一。但是从“所指”的角度来说，它是高度压缩的语句，就像分子变为原子，原子变为中子一样。太空中有一颗白矮星，就是一颗中子构成的恒星，它是恒星引力收缩的产物。原来，笔划的含义是丰富的，后来它被压缩了，浓缩了，成为一个汉字整体的组成部分。比如“马”字的四点（能指），是在告诉人们它象征马的腿（所指）；“日”字中的一点（能指），是在告诉人们它象征一团火（所指）;“人”字中的两个笔划——一丿一捺（能指），是在告诉人们它象征人的主要器官——两手（所指）；“刃”字中的一点（能指）表示“刃”在这里（所指）；偏旁“亠”中的“丶”（能指）表示这里最高，是高处，顶部（所指）。汉语中的这个“丶”，它形如手指的尖端，似乎是表示人们在用手指一点（作动词用）说：“这是……”或者“在这”，它的功能相当于一个指示代词的功能。再如，“天”字中的上横（能指）表示天（所指），“土”字中的下横（能指）表示地（所指），应当说明一下，抽象的“一”不是笔划，而是偏旁或者文字。由此可见，许多笔划具有能指和所指关系，这里不想更多的列举。然而必须指出，这种关系的具体内容不是固定的，要结合有关文字作具体的分析。孤立的笔划是没有固定含义的，它在具体的文字结构形式中扮演者重要角色。托姆曾经用动力学和生物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