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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的根 　　白先勇从狭窄的过道中走来，步履缓慢，被一大群人簇拥着。年过古稀，发丝花白，身着得体的深色西装，打着领带，面带笑容。　　这是白先勇第二次来武汉，与第一次相隔了半个多世纪。1948年时，白先勇11岁，来武汉的那会儿，还没有长江大桥。那是冬季的一天，坐在小火船上横渡长江，小船摇摇晃晃，觉得长江是那么的宽。现在，白先勇已经75岁了，第二次来武汉是春天，坐车穿行大桥的时候，感觉长江又没有记忆中那么宽了。　　听白先勇讲话，很容易被他独特的嗓音所吸引，声音清利而绵长，就如同他所衷爱的昆曲一般，给人温良亲和之感。用台湾舞蹈创作家林怀民的话说就是：“白先勇说起话来，就跟他小说里的文字一样，干净利落，清楚明白。”　　伴随着白先勇名字出现的，自然有他的父亲白崇禧，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戎马一生，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举足轻重的一笔。　　白先勇或许是白崇禧家的另类，在一个军人家庭里，一辈子与文学和艺术为伍，这种基因或多或少来自于母亲马佩璋。白家有十子，白先勇排行第八。在小说集《台北人》里，他单独在一页纸上写道：“纪念先父母以及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从父亲身上看到一个时代　　1966年，白崇禧在台北逝世，作为陆军一级四星上将，国民党为他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在葬礼上，蒋介石、蒋经国和一些国民党将领依次进行了吊唁。对于父亲的突然辞世，白先勇的第一感觉并不是哀伤，而是一种崇敬，肃然起敬。在关于白崇禧将军的记录片中，白先勇说道：“我想，后来在台湾，他（白崇禧）是相当寂寞的，他一生为国为民，在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他的过去，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白先勇的眼中，父亲的时代始于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是白崇禧首次与武汉发生关系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在武汉的那一枪，同时惊动了广西的革命人士。　　“我父亲那个时候是陆军小学毕业的，他跟他120个同学组织了广西学生敢死队，从广西桂林到武汉来支援辛亥革命。那时候他才18岁，我祖母就非常担心，要我的两个伯父到桂林的北门去拦下他，把他带回去，后来我父亲把枪交给了同学，从西门溜出去了，翻山越岭，与广西学生汇合，水陆兼程，赶到汉阳，参加了武昌起义最后一个阶段。这次一步踏出西门，就加入了民国史的洪流中。”白先勇笑着说道：“辛亥革命对于我父亲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他见证了民国的诞生，所以他对民国有一份革命的感情。”　　第一次与武汉的相遇，从此改变了白崇禧的人生。之后，他四次进出武汉，都是在民国史上很重要的关键时刻。第二次是在1926年北伐，从广州进发，2个月便打到了武汉，把吴佩孚的军队打退，拿下了武汉；第三次武汉保卫战，那是一次异常惨烈的战争，与日本打了将近5个月；第四次是国共内战，白崇禧是华中总司令，在武汉与林彪的军队决战。“在我父亲一生中，武汉扮演了他军事生涯中重要的地点。”　　在桑拿房里，有篇小说叫《梁父吟》，讲述的就是关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故事，白先勇坦诚道，这个就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白崇禧喜欢骑马，在民国时期建设广西的时候，时常在路上骑上一段，白先勇还记得父亲最喜欢的一匹马叫“乌云盖雪”，身子是乌黑的，四个蹄子是白色的，跑的很快。　　1943年，白先勇的祖母90岁生日，白崇禧特地隆重举办。“祖母90岁的时候，我才6岁。我父亲平时在广西提倡简朴，可是那次寿宴非常隆重，因为我父亲是孝子，祖父在很早之前便过世，家道中落，全靠我祖母一人拉扯长大，我父亲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母亲去世之后。1962年，马佩璋去世，在《蓦然回首》里，白先勇写道：“母亲的去世，对白马两家来说，如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入土的那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的遗体，而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飞往美国去了。”父亲白崇禧前来送行，这是父子最后一次见面。　　对于父母的感情，白先勇一字一顿，一脸认真的说道：“我父母他们两个人，无论经历多少的患难，都很坚强，互相扶助过了一生。”白崇禧的幺儿白先敬回忆说：“我父亲有心脏病，在得知我母亲死亡的那一刻，他的血压升到了200。”　　《父亲与民国》这本书是一个缅怀，是一个儿子对于父亲所表达的崇敬之情。为父亲白崇禧写传记这件事，白先勇准备了很多年，在写的过程中，收集了不少照片，部分是家藏，还有一部分是在各个图书馆收集的，图片多了之后，就想把这些编排起来，做成一本图集。每张图片（）都有背后的故事，都被白先勇一一道来，3年的写作，500多幅照片，近10万字，算是他作为儿子，作为文人，对父亲的一个交代。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的根　　在2006年的时候，白先勇原本计划了一个武汉之旅。那是青春版《牡丹亭》在武汉大学上演的时候，很不巧的是，身体不舒服，秘书不让他飞长途，当时他人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