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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后感 关键词：乐律学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中国很早便知道了音阶各音之间的关系和生成规律，并称有固定高度的乐音为“律”。 汉代时期的相和歌 隋唐燕乐的基本宫调理论是俗乐二十八调。 正文 中国是一个礼乐之邦，音乐文明源远流长。几千年的音乐历史叙述着这个民族的欢乐与悲哀，也叙述着这个民族的兴盛和衰败；几千年的音乐历史积累了无数音乐艺术的宝贵财富，也积累了这个民族认识音乐、创造发展音乐的经验与教训。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习过程中，我不仅知道了距今几千年的古老乐器，了解了古代传统的礼乐制度还明白了乐律学的形成。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墓葬里，发现了25支（其中2支为半成品）用猛禽翅骨作的骨笛。根据碳14测定及树轮校正，它们距今约7800~9000年。经研究，这批骨笛和河南当地佛教音乐乐器“竹筹”的构造原理、吹奏方法相同。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 除了骨笛，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发现有骨哨、埙、陶钟、磬、鼓等。这些古老的乐器说明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在创造衣、食、住、行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发明了语言、文字、绘画、音乐、舞蹈等精神文化。有的乐器经过测音，能吹奏出准确的音高或音阶。 音乐是以音响的时间序列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中国的音乐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已经萌芽。关于音乐的起源，有的研究者把它归纳为异星球爱说、劳动起源说、语言抑扬说、模仿自然说、信号说、巫术起源说等六种。但是，新的研究是把艺术的起源和人的起源结合起来。萌芽时期的中国音乐表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葛天氏之乐的《奋五谷》，反映了先民们的生产劳动；涂山氏女之妾唱的《候人》歌则是一首古老的情歌。萌芽时期的中国音乐反映出人类生活的多方面内容，同时也说明音乐起源的外部动力来自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另我收获最大的还是乐律学的形成这一章节。中国很早便知道了音阶各音之间的关系和生成规律，并称有固定高度的乐音为“律”。中国研究“律”的学问，早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律学当然是在音乐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但不久便脱离了音乐实践。因为律有十二个，一年也有十二个月，由于数字上的相同，早在战国时期，音乐的律和年月的历便被认为是内里一致的事物而被同等看待了。关于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的名称，汉代以后，多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当今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可能源于古代天文学，原因是古代天文学中的“二十八宿”，其中有“宫”、“商”、“角”、“氐”、“翼”的名称。十二律和五声音阶的名称来源还有待于考古的发现和进一步研究。其实，中国发明的乐律学比西方约早一个世纪，不过由于当时乐器制作的条件限制，不能用于音乐实践中。但我也不得不感叹中国先民们在创造精神生活中的智慧结晶是何等宝贵！ 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曾侯乙墓的编钟、编磬及其它乐器，是迄今所见最庞大的钟鼓之乐的乐队配制。墓中所有乐器分中室和东室两个墓室摆放，中室面积大，安放的乐器有编钟、编磬、建鼓、篪、笙、排箫、瑟、有柄鼓和扁鼓。在曾侯乙编钟上刻写的大量铭文中，主要记载了这套编钟以及当时的乐律学理论。曾侯乙编钟的音高律制经过测音研究发现，基本是采用《管子·地圆》的三分损益法来定律的，辅之以琴律上的纯律音程。所以，它的音高律制可以说是一种三分损益律和纯律的混合律制。所有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无不制作精致，性能良好，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有些甚至连今人都无法企及。 汉代以后，随着丰富的音乐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新的乐学理论。律学理论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与探讨。从汉武帝时开始，乐府越来越庞大，起初宴会娱乐，不过歌童歌女70人演唱 ，另有乐队伴奏，规模并不算大。但是到后来乐府属下已有八百多人，所以到公元前7年，就不得不取消乐府，但被裁撤的却大都是各地的演唱演奏人才，剩下的小部分则被分配入“太乐”，改从事雅乐活动。但二百年间，尤其是汉武帝以后的一百年间，乐府的影响是极大的，后代虽无乐府的名目，但基本上有着相应的建置，而且后代把与乐府搜集的歌谣相似的歌体也都称之为“乐府”。 乐府搜集的最有名的歌曲形式叫“相和歌”。相和歌的五个基本调名叫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其中前面三调在晋以后为清商乐专用，又称“清商三调”。清商乐是相和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南北朝以后，北方多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汇合。外民族的音乐大量传入中原，融进了中国音乐发展的洪流，使中国音乐更加丰富多彩，更富于艺术的生命力。据文献记载，隋唐时流行的音乐，有着三种不同的七声音阶形式；从其记述可知，一种是正统的升四级七声音阶，一种是自然七声音阶，还有一种是降七级七声音阶。至今中国音乐仍存在这三种七声音阶。 当时隋唐燕乐的基本宫调理论是俗乐二十八调。这种宫调体系的角调的调头是在该宫的“变宫”上。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