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社交：对陌生人说“不”.docVIP

中国式社交：对陌生人说“不” 80％的中国大城市居民正用行动证明：他们觉得，和陌生人说话、交际也是莫大的风险。并不是非得坐上一艘长得贼像宇宙飞船的喷气式飞机，来到亚马逊热带雨林和鳄鱼接吻才算冒险。零点公司最近的统计显示，80％的中国大城市居民正用行动证明：他们觉得，和陌生人说话、交际也是莫大的风险。这些来自上海、北京和广州的被访谈者，并不是拒绝城市空气和自来水的“反城市主义”分子，或者为乡土中国唱挽歌的文化老者，也当然不会是《古今大战秦俑情》里惶恐于民国十字街口如蝗疾走人群的秦将蒙天放；被访谈者，就是我们，以及与我们在弄堂、胡同、摩登办公楼里擦肩而过的任何人。不和陌生人说话似乎没有理由去恐惧陌生人。不仅仅因为我们也是别人眼中的陌生者，法国社会学家弗里德曼这样描述现代社会的陌生性：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发生火灾了，陌生人扑灭燃烧的建筑物，是消防员；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是陌生人在电视、报纸和互联网上告诉我们地球另一面的新闻，重病住院是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但中国人就是不和陌生人交际，宁愿在熟人的同质小圈里打转。SuperCATI快速电话调查系统的近千个样本综合结果显示，以“世界大都会”为目标的上海，只有不到14％的人口在2005年参加过主要由陌生人构成的聚会；北京和广州也高不到哪去，都不到20％。另一个数据同样说明问题：“最近一个月内的新结识人数”，是用来反映个体的人脉开拓能力的：近五成的受访者表示，数字为零，近三成市民的数目是少于三人，上月新结识人数超过四人的不到14%。与此同时，由于亲戚圈承担社会职能最多(包括情感沟通、获取经济利益和事业发展)，过去一年参加过亲戚间聚会的市民比例则靠近八成。就各占人际网络的数量、比例来说，亲戚圈规模最大，渐次递减为同学圈、同事圈和社交圈。如果把中国的情况称作“熟人社交”，那么西方人就是标准的“陌生人社交”了。这一点，舒特在《消费者行为在亚洲》(《Consumer　Behaviour in　Asia》)中亦曾概括。他们分析，东西方的人际网络结构差异在于：美国人的私人社交圈较小，但是公共社交圈较大，而且往往有明显的分界，比如童年好友、同学、亲戚朋友和同事等基本上属于不同的沟通和交往的对象；而亚洲人的私人社交圈较大，但公共社交圈较小，且圈内的朋友没有明显的分界。到底哪种交往方式更有拓展性效果？也许可从哥伦比亚大学敦肯·瓦茨研究小组基于“六度分离理论”(所谓“六度分离”，是指地球上任意两个人间可以通过五个陌生人建立起直接关联)创建的“小小世界”实验网站看出。成功完成任务的志愿者，在人际链条的选择连接上多更倾向于专业人士而不是亲友。“亲密度与效果是反比关系。”中式社交老三篇：聚餐、运动和唱“K”社交半径的长短侧重不同，具体方式也有差异。在京城一传媒公司担当资深编委的老杜回忆美国人的社交生活，通常是通过在家举办鸡尾酒会或家宴来引朋会友，结交新知。活动的核心在于娱乐和认识新朋友。而对于中国多数民众家庭甚少发生类似交际活动，他觉得和房屋居住面积并不宽敞有关。旅访哈佛的李欧梵在其学术传记中也提及，在西方社交场所，只要见到生人，人们都会很礼貌地伸出手，自报家门，然后轻轻握一下手，就算是认识了。而在亚洲文化圈，即便出席类似活动，如果主人不介绍，参加者很少会主动和其他客人打招呼，多是在低头吃东西。零点的统计显示，国内大都市居民尽管多少视“陌生人社交”为畏途，但有意跨门而入的人群比例正在提高(从不足四分之一，到近四成)。只是，方式方法仍略显单一，按鲁迅的说法，“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厨房”。中国人的社交路径与饮食文化实在是分不开的：比如称不认识的人为“生人”，反之是“熟人”；再比如受重视叫“吃香”，混得不错叫“吃得开”。京城名女人洪晃，甚至把霓虹灯拼成的“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镶在了家居的餐厅墙上。而历史上的鸿门宴、杯酒释兵权等实况，更把饭桌标签成解决政治、军事、外交问题的最优场所。“社交就是请客吃饭”，在中国乡村同样是颠簸不破的理论。新年节庆、婚丧嫁娶、孩子上学、乔迁新居、转行跳槽———统统饭桌上见。云南纳西人抬眼望不到边的“长街筵”，可谓饭桌社交的极致。吃饭是主要套路，但还是有一些助兴类节目的：比如老一辈的麻将，中生代的“斗地主”，再就是都市白领和学生里盛行的“杀人游戏”———在人仰马翻中“杀”死陌生、建立情谊。以量化方式衡量中国城乡居民借助媒体和人际网络获取信息并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居民沟通指数年度报告》显示，除了到餐馆聚会，另两大人气社交选择为体育运动和唱卡拉OK，但选择人数只到聚餐栏目的1/4。从这一点，也折射出大多数居民之所以倾向“熟人社交”，并非在于不愿结识新朋友，而是社交场所上能力有限，表现不佳。于是只能诉诸于沟通内容单一的传统手段。“派对动物”们说，“陌生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