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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必须选择市场经济 ——片谈《国富论》 文/ 陈毅清 ? 中国什么时候开放什么进步，什么时候封闭什么时候落后，中国离不开世界，改革开放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市场搞活。 ——邓小平 关于市场经济，我一直以来都持肯定的态度，始终认为市场经济对人类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伟大的贡献。但当面对至今余波未平的金融危机，不少人（包括我）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近日读到《国富论》，亚当·斯密在书中对市场经济做了详细的论证，分析中肯，一语中的，为我们重新认识市场经济提供了恰当的维度，他的分析让我们感受到：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运行的一种手段，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依然可以被大多数国家认可和采用，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书中提到：“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这实际上是对“主观为己，客观为公”的经典解读。市场经济确实具有这样的属性，这也是它为何能够促使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到社会经济的建设中来的原因所在。西欧早期的一些国家（诸如早期的英国、德国、意大利）都是步入市场经济比较早的国家，但我们把他们前后的一些历史稍作简单的比较，可以明显的看到，以选择市场经济为分水岭，他们前后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英国的商人，仅就经济收入而言，从13世纪早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里改善的程度其实很小，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大为改观，英国商人的月收入年收入突飞猛进，这是有据可查的。德国、意大利基本也是同样的情形。是什么改变了这样的状况？是市场经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下结论，认为市场经济具有普遍适用性？适用于所有国家？显然不可。 就我们中国来说，我国前后经历了五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奉行“温饱即足够”的标准，这很大程度可以归结为我国长期落后的缘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先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回顾历史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模式。尔后，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改革开放策略，市场经济由此被引入到中国。但别忘了，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曾遭遇“姓资姓社”问题的困扰，这实际上表明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小农思想致使我们成为了一个“小脚女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否选择市场经济还必须考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国民心态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别的因素也是需要考虑的。 事实上，亚当·斯密把伦理学中的“利己心”“自爱”等派系观点作为论述市场经济的脉流。在斯密心里，“利己心”并非我们一贯认为的损人利己、自私自利、损公肥私，恰恰相反，它促使一个国家的众多企业在遵循法制规范的前提下，在履行了应有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以自身所有的资源追求最大的利益。斯密认为，市场经济强调企业的自主决定权，它本身有着专属于自己的运行规律，比如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不管人们对此是否有所认识，它是依然存在、固有存在的。正是居于此，斯密极度反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无限度干预，他说：“政府在潜意识里有一种过度干预市场的强烈欲望，这是一种错误，是反规律而行之！” 我们试着回顾美国1929年的经济危机。当时罗斯福实行新政，并取得成功，因此给世人确立了一个认识——政府干预乃是经济运行的绝佳选择。但须明白，罗斯福新政存在着一个大前提，并且是不可忽视的前提，那就是单纯的市场经济已经把美国推向崩溃的边沿（直接的证据是经济危机爆发前美国市场的“虚假繁荣”景象），“市场失灵”即是罗斯福新政得以施行的前奏，因为如果不实行政府干预，在国民已经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的情况下，无疑是把整个国家置于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亚当·斯密所强调的市场经济其实并不反对国家政府的恰当性的干预，他依然同意“政府干预不可少，不能少”。当下，我国依然面临着广大群众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企业商家利益熏心，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城市建设布局尚待完善，拆迁问题久拖不决；民族分裂势力居心叵测，深度潜藏在少数民族地区；扩大国民消费在即，进出口贸易纠纷不断等诸多社会转型期语境下不可避免的“阵痛”。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状况既有市场经济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 邓小平同志当初提出要改革开放，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经济规律的驱使下，我们最终做出了正确而明智的选择，那就是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它更多依赖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眼下，我国不少地方政府直接上项目、拼经济，欠下无法偿还的“地方债”，这种做法下，政府扮演了市场的主体，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违背了主要依靠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政府之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可或缺，是因为政府手里掌控着大量资源，这些资源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指出：“政府作为公权力的载体，应当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