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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丹托：致子孙书 对哲学的爱让我选择了第一个职业，对艺术的爱让我选择第二个职业并成了批评家。 　　古代的哲学家在变得谦虚之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据说苏格拉底曾拒绝别人把他描述为聪明人，而更愿意被成为热爱智慧的人，因而有了哲学这个表示爱智慧的词（philosophy）。我不知道，除了从词源学上看之外，智者尤其是哲学概念中描述的智者是否真的追求“智慧”这个墓志铭，甚至把智慧作为他们特别喜爱的东西，但是至少在我认识的众多哲学家中间没有几个是智者。哲学家喜欢提出新颖论证的聪明、敏锐、繁殖力，也喜欢在寻找令人吃惊的反例时的足智多谋。至少自从20世纪该学科的专业化以来，这些是哲学家特别羡慕其他哲学家的品质。哲学家的伟大之处是他们会接受任何论证，无论多么怪异，只要能自圆其说。我提出的艺术终结论让艺术界的人着急上火，但哲学家却完全持开放态度：“好吧。艺术终结了。你的论证是什么？”他们在开放态度中弥补了智慧的缺乏。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是思想体操。 　　在我的整个人生经历中，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我觉得有智慧的哲学家。虽然多年前我见过伟大的艺术史家鲁道夫·维特科夫尔（Rudolf Wittkower），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智者。与鲁道夫这个典范相比，我认识的大部分哲学家似乎都很浅薄、虚荣、愚蠢和尼采所说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了。此后我的行为准则就是模仿鲁道夫，但是我很清楚在付诸实施后会拉在他后面多远。我知道，如果我能够像鲁道夫对待别人那样对待他人，就算做对了。我觉得自己知道在多数情况下鲁道夫会怎么做。但是，正如苏格拉底和其他人都知道的，自从他把这个概念引入哲学话语之后，意志就变得很虚弱，了解善并不意味着做善事，而他曾经这么认为。在存在的很多条件下，我们倾向于使用专业术语来解释道德意志的薄弱。像苏格拉底一样，我假设自己能够说爱智慧，因为我毕竟知道谁是智者谁不是智者，我希望像智者那样行动，但是实际的智慧常常从我身上溜走。 　　除了智慧，我拥有哲学家珍视的众多品质，这些是确保哲学研究生涯成功的东西，为此我非常感激哲学。如果没有哲学这门学科的话，拥有哲学思辨的头脑将让人成为完全不合时宜的人。我认为这解释了我为什么在早年被认为是个糟糕的学生。没有人知道一个人在16岁时会成为哲学家，当然他的中学老师也无办法知道这一点。俄罗斯的“达达主义”艺术家维塔利·科马尔（Vitaly Komar）有一次曾向我解释他羡慕哲学家的东西是什么：他们会宣称几乎完全一样的两样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两样明显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东西。比如，我作为艺术哲学家的成功就是能够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一堆布利罗牌的洗衣粉盒（Brillo Box）是艺术品，而超市储藏室里看起来与它一样的东西不过是真实商品，虽然两者在意图和目的上根本无法区分开来。我后来说，所有哲学问题都有此形式，就像两个行为，一个是出于义务而做，一个是因为觉得愿意而做，从外表看一模一样，虽然若按照康德的说法，只有前者才有道德价值而后者根本没有。 　　我感激哲学的另一点是，至少在我首先试图成名的领域要求你写得清晰、简洁和符合逻辑。维特根斯坦说过任何能够说的话都可以说得清晰，这成为我这一代人的符咒。英国期刊《分析》曾经主办了定期的竞赛：有些资深哲学家提出一个问题，要求用600字以内的话解决，获胜者可得到免费订阅该杂志一年的奖励。这里有个例子，奥斯汀（J. L. Austin）为《分析》杂志订户出的问题是：“‘如果让我选择，我能’中的‘如果’是什么样的‘如果’？”（提示：正如在“如果P，那么q”中那样，它不是实质蕴含（material implication）的真值条件“如果”。） 　　我尝试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从来没有获过奖。但是这种练习教会了我如何写作。英美哲学界一直坚持的清晰、简洁和连贯性等美德使哲学界的人避免了大陆哲学野蛮粗俗的文体风格。自1970年代早期人文学科——文学理论、人类学、艺术史等学科染上的这种风格尤其是在学术文化领域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严重限制了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为社会的思想需要做贡献的能力。由于专业的要求而局限在狭隘领域内的分析哲学家确实没有通过将其分析工具用来解决人类社会遭遇的难题而直接服务于社会，如果用杜威的说法，哲学研究的精力应该被引导到这个方向。在某一点上，“仅仅清晰还不够”已经得到公认，确实不够。但是，事实在于它仍然是多数英美哲学系的文体风格要求，这些美德因此维持了下来。在当今这时代，人文科学需要重新获得这种美德。 　　我必须说以写哲学论文的方式写艺术批评文章为我在第二个职业——即艺术批评家的职业带来了一些支持者，当时很多艺术文章中充斥着装腔作势的专业术语。无论如何，我享受了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巨大特权。我爱艺术世界的欢庆精神，但是返回哲学世界令人陶醉，那里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