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荆轲为例看战国时期“士”的精神.docVIP

以荆轲为例看战国时期“士”的精神 摘要：“士”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发挥的重要作用战国时期的士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讲风骨，重操守轻生死重名节士以天下为已任“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士”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发挥的重要作用“士”的称谓，古已有之，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等古文字材料。大致到周时，人们一般认为，“士”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为贵族阶级中的最底层，其下便是“庶人”了。在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荀子把“士”分为“仰禄之士”和“正直之士”两类，这是针对当时一些游士不讲原则而一意猎取富贵的现象而言的。战国晚期，“士”的人数激增，而流品也日益复杂。有些所谓的“士”根本没有真才实学，他们只是以托身私门为仕宦的手段，做不到以“道”自任自重。诸子学说如法家、儒家等都提倡，修身要做到对权势不动心，对财富不贪恋等。在战国中晚期，“修身”不但成为“士”的标记，而且君主也以此作为取“士”的标准。可见“士”之以道为己任有多么不易。也正因如此，“士”才能成为“社会之良心”，士阶层才能在中国史上开辟了两千多年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战国时期的士，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余英时先生认为孔子是中国“士”的传统的开端，他处在士阶层兴起的历史关头，对这一阶层的性格形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努力给它贯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而他的弟子曾参，也阐发了针对士所承担的精神责任的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孔门后学，孟子更认为，士应能不论穷达都以道为依归，则自然发展出一种尊严感，而不为权势所属。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其风范大致是：（1）自尊，古有不吃嗟来之食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者；（2）爱名节，重义轻利，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孟子亦喻义而不言利；（3）尊崇“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4）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5）爱国，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士为知己者死”，（6）能以身许国，“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7）“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8）指点江山、著书立说,“文人无行”是士的社会属性。（9）“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 士的民主观；（10）敢为天下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1）“士以天下为已任”等名言，是士的士人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寥寥数十字即烘托出了临别时的气氛。太子和宾客“皆白衣冠”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生死离别，悲歌裂竹，虽不在其境却胜似其境。“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骆宾王《于易水送人一绝》）。壮士出征时的悲壮慷慨、凌云壮志、气盖山河，在易水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击筑为临行的悲怆添油，现场的每个人“皆垂泪涕泣”，哀达到极致后，“复为慷慨羽声”，金刚怒目式把在场所有人的同仇敌忾之气凝结成“士皆瞋目”和“发尽上指冠”的一道气贯天地的长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易水壮别、慷慨赴义的动人场面体现了轻生死、重名节的凛然气概。荆轲像是位所向披靡、奋勇争先的猛士，“终已不顾”去了“不测之强秦”。在险象丛生的秦廷上他毫不畏惧，拿起利匕勇敢地刺向秦王，即便在自己危在旦夕时，还抓住机会最后一搏，把宝贵的生命看得很轻，以这种死亡来结束他的使命。田光没有看错人，荆轲。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食君之禄，终君之事”，受人于恩义，不可负，不得不报答，临死时还不忘“必得约契以报太子”的诺言来报答太子。秦王嬴政残暴至极，已结怨于天下人，人人欲得而诛之。士以天下为已任。如果说其他的刺客专诸、聂政、要离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不仅雪太子“见陵之耻”，也可“悉反诸侯侵地”（《史记·刺客列传》）“请辞决”，荆轲想到的是此时不报更待何时。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铮铮铁骨，他赴汤蹈火，义无返顾荆轲行刺不就，身受重伤，仍拼死一搏，这等气魄、壮烈的豪杰，体现了值得称道“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 一场精心谋划、准备已久的行刺行动以荆轲的身受八处创伤被斩而终止荆轲以一种悲壮的方式完成自己短暂的一生。荆轲是失败了，燕国灭亡了，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远没结束，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荆轲的形象永远是鲜活。【参考文献】（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会，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