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隐逸诗人.docVIP

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隐逸诗人，陶渊明以其人格的至高境界“在中国文化史上成了一堆照耀古今的烽火”。陶渊明之伟大，不仅在其“自然”“任真”的人格追求，更在于其理想人格的建构并没有脱离现实生活的土壤。从陶渊明在平常生活中对亲情友情爱情等人类共通情感的深情投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并不是一个孤高自傲与世隔绝的人，而是一个朴素实在的极富人情味的人，他也以其真淳的人格影响了不止一代文人，而这深情醇厚的人情味正是他高尚人格中更显魅力的的另一面。而从另一方面看，陶渊明的诗品与他的人格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诗当中所反映的也是一种纯真的“自然”，拥有一种古朴的味道，陶诗中拥有“真”、“淡”、“简”的特征。这是在其他诗当中很难寻觅到的，而正是因为陶渊明的人格才使他形成了这种风格，当然这当中也和他的经历有莫大的关系。 魏晋时期政治斗争十分尖锐，卷入政治旋涡的人稍有不慎便会丢掉性命,陶渊明生活的正是这个时期，战乱不断、国家分裂，但他却没有因此颓唐放浪。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间,他先后五次出仕,为实现兼济夭下的理想而努力。宋人葛立方说“世人论渊明,皆以其专用肥遁,初无康济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尝求其集,若云‘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鸯翩思远霭。茬蒋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其自乐田亩,乃卷怀不得已耳。士之出处,未易为世俗言也。”这一评价是中肯的,确实道出了渊明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展示了他济世报国的宏图大志。但五次出仕的经历证明,在那个时代,要真正实现这一理想是不可能的。陶渊明无法忍受污浊仕途时其真谆人格的“矫厉”,他向往“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其一的生活,渴望自己能如“羁鸟”、“池鱼”般回到“旧林”、“故渊”。他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中,表达了这种愿望“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陶渊明认为在田园中,能保持自己真谆的人格和霜柏一样的节操。四十一岁那年,任彭泽令八十余夭后,他坚定地抛弃了仕途官场对其真谆人格的“矫厉”,终身隐居田园,不再复出。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记载此事“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经去职,赋归去来。征著作郎,不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人格当中形成了一种醇厚的人情味。但是为什么像陶渊明这样并不喜欢久居与官场之中的人却要五次出仕呢？原因当然是有很多的，并不是说他就是为了天下苍生而去做官，其实迫于生计也是一个方面。 “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其见术。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归去来兮辞》。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做一点小官,于社樱大业何干所以陶渊明后来的“不仕”与军国之事全无关系。对于陶渊明出仕做官，后人多有纷争，但是我认为从当时的社会现状来讲，陶渊明为了生计而去做官也是有理可依的，不过对以一个天生具有傲气的诗人来讲，有时候人格和尊严会比生计来的更加的重要。因此从这方面来讲也是行的通的。 生存方式的选择,既要满足个体及其家人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又不能有违个体之天性。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田园居五首》其一,途钦立释“韵”为“气质、性格”见途饮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年版,第页,所谓“人之体韵犹器之方圆”《晋书王坦之传》,“性韵方质”同上《都昙传》。陶渊明“爱丘山”的气质性格,与世俗有违,却与道家人格理想的“自然之道”相契。《朱子语类》称“靖节见趣多是老子”,“皆出于老庄”陈寅格《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亦称“渊明之思想为承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家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所谓“新自然说”,“惟求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我以为,陶渊明人格建构中的“自然”,实有二义一是亲近自然,热爱自然,“性本爱丘山”是也一是顺其自然,与道逍遥,亦即《归去来兮辞》自谓“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前者可视为陶渊明之天性先天性的气质性格,后者可视为陶渊明之人格理想后天性迫求。陶渊明对大自然怀抱一份真率清新之情,他心中、眼前、笔下之景,明快清新鲜活,充满生命之活力与真切之体验。《归田园居五首》其一写田园风光方宅十余亩,革屋八九间。偷柳荫后据，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 应室有余闲。如此的清心淡雅，我想这是在其他人的诗当中是找不出来这份优雅的。虽然曾经五次出仕，但是在他身上丝毫找不出一种当过官的味道，对于他来说他是属于大自然的，永远是无拘无束的。 对于陶渊明的诗品来说，历代文人论述的就很多陶渊明一方面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平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术，而不归命释迦”，另一方面有如朱熹所说“亦是老庄”。，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思想当中是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的，也就是玄学。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