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林关于地震报道的思考.doc

“连线哥”蒋林：我对专业地震报道的几点思考 那些反映震后灾区救援、抢险、重建的“被设想”“被寻找”的画面，如同不期而至的熟悉梦境，将部分同行带离了现实，带向了虚拟假想出的“典型性场景”。情绪上主观拔高，行动上预设场景，采访中努力引导，身到灾区人是外行……不专业的初衷，导致了不专业的报道出现。 　　□ 文/蒋 林 　　4月20日8点02分，我在剧烈的晃动中惊醒；8点15分，我开车赶往电视台，手机一直不能正常呼叫，一切仿佛回到了2008年的5月12日下午；9点整，成都电视台卫星直播组驶上成雅高速，目的地——震中芦山县；10点40分，抵达芦山县人民医院，两分钟后第一次连线开始。从成都出发到第一次直播开始，沿途电话连线3次，短暂停车拍摄记录不超过10分钟。时间就是生命！这是震后救援的希望，也是新闻抢险应急报道的生命。 　　沿路都是新闻，为何不边走边采？ 　　4月20日上午约10点半，我带领采访组开始对芦山县城内的部分区域进行采访。一个小十字路口的医疗救援点，还没走近就能看到地上散落的带血的医用纱布，消毒棉和纸巾，还没问上两句，一次剧烈的余震突然袭来，感觉自己和周边的一切被震得跳了起来，周边建筑的玻璃发出破碎前极限般的声响。很快，街面上的一切又恢复如常，医疗点的急救工作继续推进，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对那里的医护人员说：“不行，你们离建筑物太近了，如果玻璃破碎会伤到你们，赶快再往街心挪点儿！”。那一刻没有了记者、医生、灾民的区别，大家一起努力把急救点向更安全的地方挪动了两米左右。 　　同样受灾的急救点所在的医院近在咫尺，仅有的消毒用品和缝合针线是医生们在余震间隙冒险抢出来的，没有医用手套，也没有麻药。现场的急救继续进行，一位头上被坠物砸破头皮的男子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就要缝合头部的伤口了，我从医生的脸上读出一丝揪心的神情，原本离那位男子还有两米远的我马上拿起话筒走过去。我努力想了两个开放式的问题，当时您在哪？现在家人怎样？我当时没敢直视医生穿针缝合的瞬间，为了不影响医生的操作，我一直蹲在那位父亲的脚边问他。其实我并不想知道他的答案，我那一刻只想帮医生分散他的注意力，让他不要觉得没有麻药的缝合太痛。 　　无论是路途上的记录，还是这个医疗点的采访，基于4年卫星直播现场采访的经验，我清醒地知道这不是当天的工作重点和最终要停下来报道的地方。沿途的记录其实是一个将画面储备、沿途信息搜集、已知灾情汇总、现场情绪积累与校正，多项工作合一的过程，此过程不能占用太多时间，又要最大限度的用好这其中宝贵的采访时间。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下意识的工作习惯，实际上这是4年来近千场直播积累的判断能力。 　　在刚刚进入复杂且突发的现场环境时，记者会不自主地启动防遗漏记录程序，把眼前当重点，把片面当全局，把非典型采访当作新闻主线。这样做的好处是迅速进入报道事件，缺点是容易一叶障目。所以在从电视台出发，到发现小医疗救援点并完成采访这个过程中，对于全局性灾情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在从小医疗点询问到严重伤者送往的是芦山县人民医院这个信息后，采访组再次出发，此时团队的一员开始密集联系稍后出发的卫星信号上行车，芦山县人民医院作为第一个直播报道点的想法通过一系列信息判断已然成型。 放弃一段采访，在那一刻比寻找一个采访对象更难 　　10点40分，采访组抵达芦山县人民医院，当时医院后院的帐篷医院才开始搭建；10点45分，一位重度窒息的伤员被抢险队抬了过来，男子三十来岁，皮肤已经没有了血色。从他被送来我就在离他两米远的地方，我当时真希望我能记录下一个生命被抢救回来的过程，然而最后他还是不幸离开了。抢救的片段我在直播连线时播出了，很多人看了之后问，你为什么没有靠近去采访？为何不用特写去表现抢救的环节？明明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哭泣的女人，你怎么没采访她？ 　　第一，在当时现场抢救还很忙乱的环境中，我保持那两米的距离是为了给可能的抢救措施让路，我不能挡住它，哪怕因为我耽误0.1秒，那都是在犯罪。第二，保持这个距离我能更全面地看到很多抢救中的细节，如医生高强度的胸部按压，氧气的到来，那个女人起初无泪的哭诉“你坚持住嘛，医院咱们都到了”，抢救无效医生伤感的摇摇头……不干扰抢险与抢救，我坚信也能做出新闻来。第三，当男人抢救无效被宣布死亡，遗体抬离现场，根本来不及接受现实的女人连哭都哭不出来，只是呆坐在地上说着什么时，我还是保持着两米的距离，留在原地多呆了几分钟，目睹了医务人员对死者信息的登记，直到她被搀扶着离开，在不远处的阴凉处坐下，我没有再对这个新闻元素做进一步的采访。说实话新闻的好奇心让我很想知道这个被镜头记录下最后一刻的男子究竟是谁，他们来此地干什么，今天早上地震发生时他们在哪，什么情景，如何被困和又是如何获救等等。放弃一段采访，在那一刻比寻找一个采访对象更难，当然除了有对逝者及其亲人的尊重外，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