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与文晓村新诗创作.doc

中原文化与文晓村新诗创作 　　[摘要]文晓村迁台后才开始新诗创作，但其文学创作的渊源仍要追溯到河南偃师。即便两岸隔绝三十年，文晓村在精神上、文化上未与中原文化断绝联系，他的新诗中可见诸多北方意象，也直接表达乡愁。坚韧、忧患意识等中原文化精神也是其诗歌精神的重要底色 [关键词]文学渊源；北方意象；乡愁；忧患意识 文晓村，原名文立业，1928年3月2日出生于河南偃师甄家庄。初中毕业后参军，23岁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第五次战役中所在师陷入重围，突围失败后隐匿深山一年，后被美军俘虏，1954年3月押解至台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多年，退役后于1973年考入台湾师范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师工作。被“感训”期间文晓村已尝试写作，1956年发表第一首诗作《海与天》。1962年与诗友发起创办《葡萄园》诗刊，提倡“你健康、明朗、中国”的诗歌路线。两岸实现互通后，文晓村一直致力于两岸的文学交流工作。文晓村的文学创作以新诗为主，在诗评方面也卓有成就，出版诗集《第八根琴弦》《一盏小灯》《水碧山青》《文晓村诗选》《九卷一百首》，评论集《新诗评析一百首》《横看成岭侧成峰》等 因为有感于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的薄弱，文晓村最初的人生理想是要献身乡村国民教育，以推广普及教育为终身志业。但读师范有就业限制，为了能够毕业后参军保家卫国而改读中学，并于16岁那年的冬天与另外6位同学一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虽然爱好文艺，一直不曾放弃读书的爱好，但文学创作显然并非文晓村当时的首要选择，他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是到台湾后。然而，若细细追寻其文学踪迹，却仍然要先回到养育了他的中原大地 文晓村最早的文学启蒙，来自于母亲。文晓村的母亲虽命途多舛，但有幸读过几年私塾与女子小学，知书达理，坚忍能干。文晓村五六岁时，母亲已教他背诵《三字经》，教他唱歌，播下最早的文学种子。入学之后，文晓村接受了更为系统与专业的教育，尤其是小学时期的田致茂老师，进一步发掘了他的文学天分。这位国文老师认真上课之余，经常自己为学生印制课外读物（多小品文与诗词），订阅杂志（谢冰莹主编的《黄河》），指导学生办壁报。小小年纪的文晓村在老师的指导下将话剧《高丽童子》改为“河南曲子”，且公演成功获得嘉奖。文晓村非常爱看书，学生时代也曾“误入歧途”差点因为迷恋武侠小说耽误学习。从军后也没有放弃这一爱好，利用闲暇时间，文晓村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既有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腐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现代文学作品，也有《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翻译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还观看过歌剧《白毛女》与地方秧歌戏 从文晓村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阅读面十分驳杂，既有中国文学也有外国文学，既有现代文学也有传统文学，既有精英文学也有通俗文学民间文学。这些阅读经验对于文晓村日后新诗创作未必都能看到直接的影响，但不能否认为这位文学爱好者储备了优质的创作资源，字字都沉淀成的丰厚的养料，最终开出美丽的文学花朵 除了文学经验的积累，文晓村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潜藏在他的诗歌之中。为了纪念抗战而作的《抓住抗战的尾巴》，将他中学毕业后与几位同学毅然从军的经历写了进去。七个中学生虽然懵懂却满腔热血，赤脚走在冰天雪地里也不觉寒冷。这是文晓村自己的个人经历，也是当时青年学生的缩影，亦为我们民族的抗日历史作了形象的注解 中原文化之于文晓村新诗写作的影响，首先是具有北方风情的物像再现。伊河、芦笛、黄河、纺纱车、黑布鞋、粽子等北方生活经历中的物像频繁出现于他的诗作中。这些具有北方特征的意象，一方面是文晓村诗作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透露了诗人掩不住的乡愁 文晓村对于故乡的感情，更为直接的表达是他的乡愁之作。《想起北方》是文晓村的一首代表作。写作《想起北方》时，文晓村已去台近10年。从洋溢南国风情的台湾到布满北方风光的河南，遥遥有几千里的路程。且因为当时两岸隔绝，回乡之日未知，更是将时空距离放大数倍，“已经是长长的马拉松的距离了”。但即便如此，“从我的脉管中/仍能听及黄河奔腾的呼声”，思乡之情已经植入血脉之中，灵魂深处。乡愁在诗中具象化故乡的伊水与芦笛。伊水是诗人家乡村边的小河，养育了一代一代村里人，也承载了无数儿童的欢声笑语。儿时畅游的快乐之于游子尤其难忘与怀念。用苇叶卷起来的芦笛，当年只是北方很常见的简单乐器，小孩子玩耍的玩具，此时那悠悠的笛音里却都是诗人对故乡的怀恋之情 乡愁还寄托在情之所系的人身上――杨柳树下的倩影与夜夜纺纱伴儿眠的母亲。从生命的孕育到幼儿的成长，都离不开母亲的细心呵护。母爱总是无私的，温暖的。所以在无根的岛上想起北方，不仅仅是怀恋的歌声“如同母亲的纺纱车/唱出熟稔的韵律”，任何日常生活细节都能勾起思念之痛：每逢端午，“想到母亲亲手包的/红枣粽子/嘴角上挂的/竟是泪水”（《红枣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