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浦：迈向文化强国的伟大纲领(讲稿).doc

迈向文化强国的伟大纲领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宣讲家|2011-12-02 摘要：美国人用以肯德基为代表的薯片、好莱坞为代表的大片、电脑软件为代表的芯片的“三片”征服了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他们从改变娱乐方式、改变少儿的影视结构，到改变我们的文化结构、情感审美方式，直至改变我们整个的价值认知，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所以，建设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 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有非常多的创新提法。 《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把它叫“四者”，这个“四者”的提法是经过深入思考的，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的。 从发展的目标上来讲，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需要更高水平的文化生活，因此《决定》提出我们有更高水平的文化民生的追求。另外也谈到了机遇期的问题，以前我们经常谈的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次提出我们面临的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关于文化与发展的理论探索中，中央提出“文化繁荣发展也是发展的硬道理”，过去小平同志提“发展是硬道理”，很明确是指的经济建设，现在中央特别提出文化繁荣也是发展的硬道理，是发展硬道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我们过去谈“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现在特别提出“文化繁荣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这是有所变化的。 文化发展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密切联系，是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决定》提出了未来十年的六大任务，然后提出了五大体系的建设，又提到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最后也谈到了文化奠基在整个五元融合的国家整体构架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个基础就是坚强的文化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力的舆论支持和良好的文化条件。 《决定》特别突出的亮点和重大贡献有三个“第一次”。一是在我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全会的形式，以专题的形式召开关于文化发展的会议。二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确定了走社会主义特色文化发展的道路，也是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最终目标。三是第一次在组织形式上以中国共产党全委会的决定形式做出。 当前，我国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均GDP达到4200美元以上，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刚刚召开的“G20会议”几乎变成“G2会议”，大家对中国和美国寄予了厚望；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又在不停唱衰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使我们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政治乃至于全球的贸易中我们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是在文化的发展方面，我们其实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我们从顶层的设计一直存在缺陷。现在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央提出来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我觉得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党的九十年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发展史上也没有。所以，《决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兴国的宣言，也是一份在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承前启后、实现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它是划时代的重要里程碑。《决定》主要解决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回答了我国文化建设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迈进，给出了一些明确的深化和拓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决定》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性质、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思路、发展的格局、发展的保障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是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恰当其时、高瞻远瞩地做出这样明确的决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伟大成就 我们的文化从三个方面进入到中国特色文化体系之中，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西方文化、西方理论。近代170多年来，我们最主要的资源来自于西方文化、西方理论，有总体的、先进的理念、制度构架，有社会建设的方式、方略，有走向现代化的市场形态等等。西方文化是我们一百多年来中华先进分子、前驱者、无数的先烈、革命领导人所共同追寻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已经不能解决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问题，所以他们负棘西行，到西方去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负棘西行有几类人，一类是学术代表，如钱钟书、季羡林、陈寅恪等大理论家、美学家、艺术家等，这些人主要是学习学术知识。最初有相当一批人是抱着科教救国的理念去西方，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其后改良派梁启超游历西方各国，提出建设中国要“救民于水火、救中国要救心”，所以提出“一心一国之命运，要兴一国之文化，要兴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不论是科教救国还是实业救国都在发展中遇到困难，大家觉得很难实现，就有像鲁迅、郭沫若这样一批人到东洋和西洋去学习，鲁迅先生看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