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秩序与宗教交往方式.doc

亚洲秩序与宗教交往方式 　　摘要：亚洲秩序与国际社会的复杂关系，是目前执行“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过程中最值得面对的问题。亚洲社会数十个国家大多具有不同的宗教背景及信仰方式，缺乏主导的价值体系或信仰结构，这无疑构成了建立当代亚洲文明秩序及命运共同体要谨慎面对的问题。超国家命运共同体或亚洲文明秩序的建立，最终要取决于是否有现代国际社会的交往规则、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这种秩序既要包含亚洲各国的宗教信仰传统，同时又要超越这些宗教信仰传统，建构一种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宗教信仰都能够共享的普适价值观。为此，建构亚洲秩序中不同宗教交往之间的信仰共识与共同平台实为重中之重 关键词：亚洲秩序；国际社会；宗教交往；共同信仰；价值共识 中图分类号：B920；C91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1-0060-13 一、亚洲秩序是否可能 1970年前后，伴随着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亚洲地区呈现了“儒家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致力于一种新型亚洲秩序及其价值观的建构；同时还有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东亚佛教文化圈等不同提法，讨论亚洲秩序及其主导价值体系的问题。如今，“一带一路”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则又把这一具有历史时代意义的问题重新提出，值得深入研究与讨论 亚洲社会具有多神教、泛神论与无神论的信仰传统，虽然不像历史上一神教的欧洲和中东，为了一己信仰而大打出手，甚至发生直接的宗教战争，但亚洲各国不同的宗教背景及其信仰方式，却是建立亚洲文明秩序及其命运共同体应该谨慎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亚洲各民族国家本身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信仰特征，这就促使超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是否有现代国家合法性基础；既要包含亚洲各国的宗教信仰传统，同时又要超越这些宗教信仰传统，建构一种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宗教信仰都能够共享的普适价值观 当代“国际社会”大多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构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和平反映了对现实（尤其是权力和领土上的现状）的判断，代表了一种世俗的秩序概念，而不是宗教诉求。”换言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圭臬，一方面，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另一方面则是构成了世界性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该体系也开启了近代以来各个国家先后进入民族国家的大门，在由地域、人口与主权整合为一体而形成的国家之中，不同社会开始把自己视为一个“民族”，开始把国家与民族、乃至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由此便在国家政治与民族宗教信仰之间构成了一种特别的张力，促使那些在近代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成立的国家，几乎都处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式的尴尬处境 如果说国际政治具有国际规范，民族宗教文化则难以一体化。就亚洲而言，宗教多种多样。亚洲与欧洲不同，历史上就没有一个类似罗马帝国那样的共同帝国，也没有基督宗教那样的统一宗教。今日的亚洲各国，存在着各种宗教：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东亚大乘佛教，东南亚的小乘佛教，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还有韩国的基督教和菲律宾的天主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在不同的时代之中，不同宗教各领风骚 亚洲各国的民族宗教之间的交往关系，不仅局限于宗教交往及其信仰认同，还会有宗教外的交往关系渗透于其中。而这种形式的宗教交往，往往不会局限在一两个宗教体系之内或之间的交往。它们不得不在宗教交往关系之外，寻找一种能够使宗教交往得以顺利展开的非宗教性社会、文化基础 在这种宗教交往结构中，宗教交往的目的不是简单的理论对话，亦不是基于信仰本位主义而强化自己的信仰认同，进而期待交往的对方皈依自己信奉的崇拜对象。这种宗教交往关系，其实并不在乎交往的对方能否成为自己的信仰同道。双方可以在充分保持自己的原初信仰基础上进行宗教交往或信仰互动，因此更加需要一个超越了民族、宗教乃至国家的价值体系，公认的普适性价值 这就是说，不同宗教的信徒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的挑战是，他们需要在更大共同体中寻找和发展他们的共同身份。无论基督徒还是印度教徒，一个人一定是这个更宽广的宗教共同体的一部分。而非在宗教交往之中去寻找一个貌似力量更加强势的宗教信仰，亦不是一个人在参与宗教交往的同时，一定要成为另外一个宗教信徒，发生信仰改宗的现氦。“如果每一个参加宗教对话的人都能牢记：每一个正统的教徒在与其他人巧遇时，都有一个把真正的超越引入自己生活的机会，那么这种对话就会成为一种手段或途径，借此可以打破那种狭隘的、受文化局限的思想格局。……对话的作用绝不是要把所有不同的信念与宗教观念全都归结为一个立场，或一种观点，而是要让不同的神学与不同的哲学竞相吐艳。” 不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交往结构，或当下的多民族与多宗教间的交往结构中，最好不要渗透来自任何一方的权力关系，否则就会影